阿斯本艦隊事件是以奕欣為首的洋務派在軍事領域救亡圖存的壹次嘗試。它的失敗，使奕欣等對中國軍事近代化的思路發生變化，從洋務運動之初的“火輪船剿辦更為得力” [4](p71) ，直接購買西方先進武器，發展到師夷長技以平內制夷，更進壹步的轉向技術層面。
壹 阿斯本艦隊事件所揭示的“夷夏之防”雙層內涵：主權與文化理念
縱觀阿斯本艦隊事件，中西主權矛盾貫穿始末，以奕欣為首的清政府官員與李泰國和阿斯本為控制艦隊展開了激烈的交鋒。然而，在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社會處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事件本身就蘊含著更深層次的沖突，即中國封建傳統理念與異種的資本主義近代文明的撕扯，這也構成了奕欣“夷夏之防”的兩層內涵。
（壹） 在主權的層次上的“夷夏之防”，即現實政治中的國家沖突。集中地表現在李泰國與阿斯本私定的“十三條合同”和以奕欣為首的中方針對此而提出的“輪船章程五條”的對立上。
關於“十三條合同”，“大意欲派阿斯本為水師總統，李泰國會辦，壹切均歸阿斯本、李泰國調度，而每年所用經費以數百萬計，並請將各關稅務全歸管理，任其支取使用，欲借此壹舉，將中國兵權利權全行移於外國。” [4](p163~164) 這完全違背了 奕欣等購買西方船炮，建立壹支近代海軍以求自強自立的初衷，遭到清政府明確拒絕。 奕欣“再四向李泰國嚴詞駁詰，相持幾至壹月” [5](p268) 。之後，雙方 經過商定提出了“輪船章程五條”。章程規定，新艦隊由中國選派壹武職大員擔任“漢總統”，延請阿斯本擔任“幫同總統”，任期四年，艦隊壹切事宜由兩總統協商辦理；艦隊作戰應聽從所在督撫的節制調遣，行兵進止由中國主持；此外，應隨時挑選中國人員上船學習。“輪船五條章程”實際上是壹個折衷的方案，部分承認了既成事實。很明顯，清朝政府對英國人的態度有所保留，不敢采取過分強硬的措施。
就 個人角度而言，奕欣曾親歷列強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焚掠園庭，增添條疑，種種要挾狂悖” [4] 的痛楚和戰後簽訂《北京條約》期間的奇恥大辱，所以對阿斯本艦隊事件持有極其強硬的態度。“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氣者無不同聲憤恨。臣等粗知義理，豈忘國家之大計。” [1](p483) 然而，作為壹個成熟的政治家，奕欣又必須從長遠計，權衡利弊。“臣等綜議天下大局……誠以勢有順逆，事有緩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而輕於壹試，必其禍尚甚於此” [1](p483) 。在這種心態下， 奕欣 先是提出自強禦侮，以之為作為洋務運動的行動主題，又進而對各項具體活動制定具體方針，權不外假。在阿斯本艦隊事件中， 奕欣的所為也是在可能的範圍內防夷護夏，極力保障清政府封建國家的主權。
1 以華人為兵為總統，以華率華。
奕欣與李泰國經激烈辯駁商定的 “輪船章程五條”中言明：“中國所賣火輪兵船，現在議定，由中國選派武職大員作為該船之漢總統”，“自應隨時挑選中國人上船練習” [4](p164) 。之後，蔡國祥擔任漢總統，以其所節制的盛永清等七人為各艦管帶，以楚勇配備各艦。
然而由於當時中國對西洋技術知之甚少，延請西洋教練也就不可避免。在阿斯本艦隊中，“行船、放炮及壹切火器，阿斯本務須督同船主、員弁實心教練，以收實效” [4](p164) 。對此， 奕欣其實是“深恐終有弊端”，“洋人教我練兵，弊不在於演習之時，弊實在於臨敵指揮即為此軍之將。倘以我國之人為將，又以素為諳習其法，難以得手。必至兵將相習，自不得不暫用其人，洋人之驕蹇日形，實為勢所必至。” [4](p333~334) 同時，奕欣又反復強調輪船“斷不可日久仍為外國人所主持”，“事權悉由中國主持，方為妥善” [5](p250) 。另外按照章程，艦船所帶西洋兵員，由阿斯本管束，不得騷擾百姓，從事壹切不法情事，損害中國利益，違者以軍律嚴辦。同時，奕欣還以中國軍隊約束監督，令蔡國祥另帶中國師船，同泊壹處，以防滋事。
由上可見，雖然實際上清朝政府是做了退讓，但是比之“十三條合同”，章程要有利的多，奕欣已經做了最大的努力。
2 清政府掌握財政軍餉大權，控制艦隊所屬性質。
軍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清末武裝力量林立的局勢下，更是關系到人心的向背。在奕欣等擬定的“輪船章程五條”中，明確提出要控制艦隊的財政權。“此項水師……其應支糧餉、軍火及火食、煤炭、犒賞、傷恤銀兩，並壹切未及預言之各項用款……每月在各海關支取，每屆三個月將細賬造報總理衙門轉咨戶部核銷。” [4](p164) 這樣，李泰國就不能再插手阿斯本艦隊的活動，阿斯本的主要職責也只限於負責軍事訓練，整個海軍艦隊則直接掌握在清政府手裏。洋人雖進入中國腹地，但其力量已被消除，不能構成對清政府的威脅。
這樣，奕欣通過使清軍熟習西洋技術增強戰鬥力以及削弱阿斯本等人的權力，保證了阿斯本艦隊的所屬，壹定程度上維護了清王朝的軍事安全以及外交尊嚴。主權沖突問題在阿斯本艦隊解散之前雖然只是以妥協達成暫時的壹致，但是在這場鬥爭中，清政府比之以往的外交事件，表現出了應有的氣魄和膽量，並取得了壹定的勝利。
（二） 文化理念意義上的“夷夏之防”。實際上是既異於傳統知識分子又異於後來的維新分子的奕欣等人，在傳統封建文化與西方近代文明的交鋒中，如何為其自身及其所倡洋務尋找理論歸宿的壹個反映，這與當時堅決反對洋務的頑固派所言的“夷夏之防”有所不同。
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軍隊商船強行進入中國的同時，近代資本主義文明也不自覺地滲入中國人的思維視野中，沖擊著兩千余年的封建傳統。封建統治核心層的奕欣等身處其中，心境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壹方面是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傳統文化始終難舍眷戀，另壹方面又多多少少地被西方文明先進及強大的力量撥動心弦，從而開始對傳統文化進行了並不徹底的反思，並從此萌發救亡圖存的新探索。他們敢於面對現實，“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 [4](p9) 。於是“盡棄中國習用之擡槍、鳥槍，而變為洋槍隊。馮桂芬用“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對這種洋務思想作出了壹個提綱挈領式的概括。在奕欣等倡導的洋務自強運動中，海軍近代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阿斯本艦隊事件正是洋務派海防思想肇始時期，籌建近代海軍海防已成為“師夷長技”求自立自強的社會思潮。這個事件本身是海防近代化的產物，但是近代化並非中國傳統文化所固有，而是從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中嫁接而來，因此，阿斯本艦隊從組建到解散，實際上還反映了近代海防思想背後西方文明與傳統觀念的尖銳沖突，以至連壹手操辦此事的奕欣等人也背著沈重的歷史包袱，在異質文化的瞬間變幻的參照系裏，自身定位忽明忽暗，充滿了矛盾。夷夏之防、文化領域的難以調和對洋務派而言是個尷尬的境況。他們認為，中國固有的禮樂教化的儒家文明是至高無上的，必須保留並加以衛護；但是中國的舊式船炮不如西夷，為了應付海上挑戰，必須效法西方，因此要引進技術，組建阿斯本艦隊。但是這個認識內部就包含著目的與手段的矛盾，以資本主義為背景的近代海防不可能與封建主義絲絲吻合。在這個層面上，洋務派並不能令人信服。他們在與頑固派的論爭中，只是簡單地重復以中為體以西為用，並沒有觸及到問題的實質，即如何防止資本主義技術沖擊他們賴以生存的儒家文化。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在十九世紀中葉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初步形成、各種文化相互碰撞的背景裏，阿斯本艦隊事件揭示了雙重的內涵，即國家主權與文化理念的矛盾，中國自古以來的“夷夏之防”觀念在近代被賦予的新的意義。洋務派作為清統治集團主張西學的政治團體，他們身上就典型的反映了文化強力融合所呈現的狀態。由於無法解決技術等所謂的器物表層對傳統文化的沖擊問題，他們在宣傳自身主張或者同頑固派論戰的時候，就自覺或者不自覺的避開了這個領域，主要的指向西學對國家主權的衛護上。這是近代政治思想中壹個十分值得註意的現象。
二 總結：關於洋務派技術與文化內核分離的分析以及兩派之爭的再思考
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奕欣為首的洋務派與頑固派展開過幾次論戰，爭論的核心是在傳統中國引進西方技術是否具有合理性，引發了舉國上下的思考。奕欣的“夷夏之防”觀念，將技術從文化內核中分離出來，並以高揚傳統儒家文化小心翼翼地迂回證明：技術的引進只具有表層意義，影響也是膚淺的，不會損害倫理道德的根基。阿斯本艦隊事件就在這幾次論戰裏轟然而起又悄然而逝，遭到正統士大夫的譏諷，“無形之巧勝於有形之巧萬倍也，何必見異思遷，用夷以變夏哉！” [5](p59) 。
這裏，頑固派實際上觸及到了問題的關鍵，即技術的引進是否只具有表層意義，會不會引發文化內核的變革。他們認為，師事洋人、效仿西方，勢必導致中國傳統禮儀道德的崩潰。“制洋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學洋學，學洋學即不能不以洋學之精否為人才之用舍”。“竊恐天下皆將謂國家禮儀廉恥為無用，以洋學為難能，而人心因之解體，其從而習之者必皆無恥之人，洋器雖精，誰與國家***緩急哉？” [5](p59) 而從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來看，技術由生產領域延伸，進而塑造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又影響到文化精神” [6](p2) 。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由此興盛。因此，任何的文化變革都是全面的，“生產的合理化意味著某種遠為重大的東西——這就是人的合理化。” [7](p157) 頑固派的論調並非像通常認為的那樣壹無是處，雖然他們維護是已處於頹勢的封建倫理綱常，但是比之缺乏系統和邏輯的洋務派理論，他們的認識還是更深刻，也與西方文明以先進技術征服世界的事實更為吻合。因此即使主觀上他們並沒有達到如此高度，也沒有理由否定其合理性。而在列強侵略刺激下產生的洋務思想，壹方面沖擊了中國的傳統觀念，另壹方面又被傳統文化所修正，這種自相矛盾的心態決定了洋務運動的悲劇命運。直到後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崛起，維新思想將變革的觸角伸至政治制度的敏感地帶，才比較徹底地解決了 奕欣等洋務官員困擾已久的矛盾，中國思想的近代化也真正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