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筆者所見，北宋初年成書的《太平寰宇記》在歷史上第壹次記載了“瓜子”(卷六十九《河北道十八·幽州》)。之後,吳越廣為流傳的《歲時歌》則記載了“嗑瓜子”的習俗：“正月嗑瓜子，二月放鷂子，三月種地下秧子，四月上墳燒錠子……”“嗑瓜子”何以位列諸事之首，中國人喜食瓜子的傳統始於何時？此事尚不可知，但確定的是，明清時已經非常流行了。
康熙年間文昭的《紫幢軒詩集》中有詩《年夜》：“側側春寒輕似水，紅燈滿院揺階所，漏深車馬各還家，通夜沿街賣瓜子。”乾隆年間潘榮陛的《帝京歲時紀勝》也記載了北京的元旦：“賣瓜子解悶聲，賣江米白酒擊冰盞聲……與爆竹之聲，相為上下，良可聽也”，“乾隆帝在新年之際，在園（圓明園）內設有買賣街，依照市井商肆形式，設有古玩店、估衣店、酒肆、茶肆等，甚至連攜小籃賣瓜子的都有”。
文學作品根植於現實。《金瓶梅》《紅樓夢》《孽海花》等明清小說中都有賣瓜子、嗑瓜子的情節。
萬歷年間興起於民間的時調小曲《掛枝兒》有《贈瓜子》壹曲：“瓜仁兒本不是個希奇貨，汗巾兒包裹了送與我親哥。壹個個都在我舌尖上過。禮輕人意重，好物不須多。多拜上我親哥也，休要忘了我。”馮夢龍點評：“首句舊雲‘瓜仁兒本是個清奇貨’，甚無謂，且與禮輕意重不合。今雲‘本不是個希奇貨’，妙甚。”清中前期“錦州海口稅務情形每年全以瓜子為要，系海船載往江浙、福建各省發賣，其稅銀每年約有壹萬兩或壹萬數千兩，或竟至二萬兩不等”，到了清末，“瓜子，歲獲約壹萬五千余斤，除土人用營銷潦河口漢口無大宗”，可見瓜子消費量不可小覷。
民國時期豐子愷先生花大篇幅敘述了中國人嗑瓜子的習俗，他認為國人吃瓜子的技術最進步、最發達，“在酒席上，茶樓上，我看見了無數咬瓜子的聖手。近來瓜子大王暢銷，我國的小孩子也都學會了咬瓜子的絕技”。豐子愷先生最痛恨用嗑瓜子來“消磨歲月”，把嗑瓜子當成國民劣根性的壹種進行批判，他說，“除了抽鴉片之外，沒有比吃瓜子更好的方法了，其所以最有效者，為了它具備三個條件：壹、吃不厭，二、吃不飽，三、要剝殼”。
當代作家權延赤的紀實文學《餐桌旁的領袖們》還提到“毛澤東喜歡吃黑瓜子（西瓜子），劉少奇喜歡吃葵花子，高崗是不管黑的白的，能吃的就往嘴裏放……天天夜裏開會，毛澤東（瓜子皮）建壹座‘寶塔山’，劉少奇堆成‘蒙古包’，高崗有時壹簸箕都裝不下，要分兩次裝”。
總之，無論是帝王將相、文人墨客，還是平民百姓，無論男女老少，都喜食瓜子。明代以降嗑瓜子已經成了中國人的生活習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