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國家級保護單位北大紅樓抗震加固設計紀要及後記（另詳）；
2. 1978年4月給國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長的信。有感於梁思成先生《營造法式註釋序》手稿中對研究傳統所受到的打擊、從而產生的對謬誤觀念的屈從和自我批判，所以盡自己親知親歷的認識全面說明研究傳統對現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文物古建在“古為今用”方向的廣闊途徑（此信被羅哲文扣押了五年，可能王冶秋生前並未見到）——附梁先生手稿原件；
3. 根據文革我國面臨的現實條件及文物古建本身的價值，闡述文物保護與利用相結合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必然性，皆有實例為據，絕非概念遊戲和抽象的詭辯和空談，更不是意氣之爭——附已發表文章；
4. 文革後文物古建損壞嚴重急需清查，因而組織北京市規劃局、園林局、文管會（北京市文物局前身）、國旅北京分社（北京市旅遊局前身）、建工部建研院、中國建築學會等六個單位對北京地區的重要古建園林進行調查、寫出調查報告、由北京市規劃局打印20份傳閱——附原件；
5. 古北口明長城被拆毀三千米，城磚用於修營房和豬圈，還在《人民日報》上宣傳拆用長城磚是“廢物利用”，因而北京文管會文物處長趙學勤找我去現場調查後，因此前長城並未定為任何壹級文物保護單位（僅山海關、居庸關、嘉峪關被定為第壹批國家級保護單位），所以“無法可依”，因而緊急向李先念同誌反映情況提出建議，經先念同誌批示後，全面保護歷代長城才有據可依；
6. 恢復與重建圓明園的調查報告，並以僑委副主任林修德的名義向中央提出建議。新華社記者周建英在《內部通訊》（高級內參）上寫了報道，新華社長曾濤也與我見面，因而圓明園這壹棄置已久的廢墟得到中央及社會人士的關註。在圓明園介紹情況的會議上認識時任全國文聯秘書長的金紫光同誌，不久他即調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因而當時還不是任何壹級保護單位的圓明園在國家文物局受到關註。在眾多“神仙會”七嘴八舌暢所欲言的結果，其可謂“木匠多了蓋塌房”，圓明園被毫無根據地定位為“遺址園”（此前我查閱了若幹日本遺址園的實例，後來又考察了歐洲龐貝、厄科蘭諾、奧斯提亞、邁亞尼、德爾菲、（世界人類文化遺產）科諾索斯和菲斯塔斯（歐洲最古老的5000年前遺址）等著名遺址以及與圓明園相當的古羅馬皇帝哈德良的別墅和狄華麗園等，反觀圓明園根本不夠格也不宜於成為遺址園，因而本來可以“化腐朽為神奇”。結合當時中央大力開展旅遊事業的需要，大有發展前景的五千余畝廢墟被“遺址園”的頭銜和升級為國家級保護單位的虛名作繭自縛，不能有所作為，根本實現不了“以園養園”、“以園建園”的設想，反而成為收支不能相抵、填不滿的無底洞，但是‘化腐朽為神奇’的理念卻在浙江普陀山得到實現（另詳）；
7. 清東陵是壹個成功的“以文物養文物”和“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保護與管理的實例。在調研階段還在裕妃陵發現容妃（即香妃）墓，經過考定新疆喀葉傳說中的香妃墓，實為香妃家族墓。香妃本人葬於東陵，骷髏上維吾爾族發辮也可證明是香妃本人的骸骨。兼談明十三陵、清西陵的保護管理問題；
8. 浙江普陀山是佛教的大名山之壹，為觀音菩薩道場。文革時萬余尊佛像壹掃而光。島上原有三大寺、六大庵、72茅蓬。除三大寺尚完整外，其余皆殘破不堪。如按照常規修復，難以想象。更嚴重的是文革破四舊的遺毒遠未“撥亂反正”、文物與“四舊”混淆不清。所以首先應明確區別歷史文化與封建迷信的不同本質，歷史地說明三大宗教傳入我國後並非全為迷信，也帶來了文化、藝術和哲理，特別是佛教傳入後與傳統的儒家、道家融為壹體，豐富了傳統文化，而作為傳統文化當然有不少糟粕，所以區別其精華與糟粕，並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是完全必要的，不能混為壹談。
但是要想做到這壹點，必需完整地保存其原貌、原狀才能進行具體分析。古建築、廟宇等作為歷史文化的載體，物質地保存了其精神內涵的原貌，使後人得以進行分析研究，這就是保存文物的重要意義和目的。當時陪同我壹起考察的有壹個舟山地區組成的包括普陀山當地的徐書記在內的“五人小組”壹路邊看、邊談、邊議，最後除壹位（大約是木材公司經理）堅持反對恢復外，其余四人皆同意恢復，當然還有更重要的現實利益問題。借“改革開放”的東風，以普陀山在佛教世界的聲譽開展旅遊事業是非常有益的。在此前提下，我提出按照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因陋就簡、修舊利廢，邊修復、邊開放、邊受益的原則“滾動發展”。投入少、收益快、盡早起步、盡快脫貧（1978-1988年間我多次去江浙壹帶，魚米之鄉的江浙當時卻饑民遍地）。
按此實施的結果，第二年再去時即有收益，第三年去時已大見實效，但也出現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破壞文物及環境的苗頭，以後我未再去，但我認為很值得從全過程“解剖壹個麻雀”認真總結壹下，和圓明園也是個鮮明對比。
這是又壹個以其本身固有的價值，實現“鳳凰涅盤、浴火重生”的成功例證，但要避免片面性，防止走向反面，我認為所謂“可持續發展”只有進入良性循環才能達到。——附《建築學報》關於普陀山規劃壹文；
9. 保存德勝門箭樓始末：當時二環規劃要拆除德勝門箭樓，為了保證二環路國慶通車，拆除德勝門箭樓的施工隊已進場，北京市的趙學勤緊急來找我。我到現場後根據崇文門交通問題的經驗教訓，不能單純的“力保”德勝門箭樓不拆，而不顧解決現實交通的問題，所以我首先到市政設計院看了德勝門立交方案，並在原方案的基礎上將立交橋壹分為二在箭樓兩側繞過。這樣就可以既保存了箭樓又不影響二環通車。
所以我認為規劃工作的實質是以藝術的手段統壹矛盾，而不是片面地按照壹方面的意見（長官或專家）強行貫徹片面的主觀意圖，如果矛盾得不到統壹，不僅不是完善的方案，而且會產生後遺癥，甚至惡性循環；
10. 古觀象臺塌毀後，因正好斜對外交公寓，所以外國通訊社率先報導。剛上任的局長齊光要我馬上去現場勘察原因。我首先組織人將臺上的天文儀器搶救下來置於安全地帶（有照片），實地觀察是由於修地鐵環線時沒有采取適當的保護措施（只有壹個國家文物局與地鐵簽署的由地鐵負責加固基礎的協議而沒有提出加固方案，羅哲文經辦），所以在元、明城臺接縫處產生滑坡……據此提出大、中、小三個修復方案（後由鳴謙負責實施其中的‘大’方案），並統籌考慮修復後的完整性，向當時負責科技工作的副總理方毅提出收回被某單位占用的紫微宮，最後由方毅報小平同誌批示收回；
11. 與金紫光副局長赴江西考察文物古跡及革命文物，撥款修繕寧都暴動遺址。因陶淵明墓的遷建及新建陶淵明祠以及重建滕王閣、潯陽樓等問題，江西省提出紀念以陶淵明為首的江西十大歷史文化名人，是為最初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又因滕王閣原址已沒入贛江，論證是否恢復、為何恢復等問題，我提出文物古跡的價值並不限於其本身是否為原物或原構，實質問題是其反映的內涵的價值。如北大紅樓其價值並不在於其本身設計或建造的優劣，而在於其作為紀念“五四運動”的物質載體。其後我在中國文化報上發表《建築作為藝術和歷史文化的載體》，即舉江南三大名樓的價值不在於其本身，而在於其為三篇歷史文獻的載體，所以屢毀屢建，新建者仍應作為文物，有紀念意義的現代建築也將作為文物；
12. 1980年蕪湖會議上（建築學會、歷史理論學會），我和同濟大學的羅小未先生議論並提出文物建築不應只限於傳統木石結構體系，也應包括西風東漸後的西式建築體系。最早可溯源於乾隆在圓明園中建設的西洋樓，及其後流行於北京的“圓明園式”建築以及洋務運動後產生的新建築類型，如諸多的“制造局”和外國建築師設計的仿古建築，如北京圖書館、燕京大學、協和醫院等，也包括租界區的純西方建築。其後我去負責編寫《北京城建史跡》擴大提綱時，將這類建築納入北京近現代建築壹章中，所以哄傳的所謂梁先生主張原封不動地保存明清北京城作為大個博物館是完全訛誤的。因為北京城是不斷發展、演變的，所謂“明清北京城”如何斷代？實際上任何城市都有壹個始、興、盛、衰的過程，應妥善保留和保護的是各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佳作和傑作，而不是單純的以建築的年代和形式、風格等界定其是否為文物。
蕪湖會議上還首先提出民居及民間建築亦應選定有代表性的各級文物保護單位，會議赴安徽歙縣考察並提出“老屋角”等若幹民居報批為保護單位，兼及山西及景德鎮等處的民居；
13. 與伊-沈（伊頓和沈堅白（原長城飯店總裁））合作廣東佛山“中國古代文化遊樂中心”的選址規劃與可行性研究並***同參觀考察清東陵、圓明園、河南中州旅遊區等。兼談6個W在投資決策中的重要性及當時我國立項程序中存在的問題；
14. 河南開封“宋城整建委員會”咨詢顧問及河南“中州旅遊區”規劃招商引資；洛陽龍門石窟漫水橋的鑒定；
開封宋城整建規劃：由於宋開封城的遺址、遺跡已深埋於地下6-9米處，地上的宋街只是仿照《清明上河圖》而建的壹條仿古街，所以在營造地上建築時如何與地下遺址結合是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應邀作了壹個宋城整建規劃方案，其中：
1) 關於“包府坑”的疏浚及汙水排放問題，引起普遍的城市汙水排放及汙染問題的研究，後來證實開封的汙水排放壹直影響到安徽亳州（歷史文化名城）的水體，所以汙水處理及再生問題是必需解決的，反映到北京（原市委公交城建部長佟錚同誌），導致北京高碑店（建國後第壹個）汙水處理廠上馬。兼談汙水再生及城市垃圾、各種尾氣處理變廢為寶等幾個問題（附1985年給萬裏同誌信中的有關段落和1998年給朱镕基信中有關汙水處理及再生的圖解部分，以及1964年北京和平北路規劃中關於汙水排放和市政攤銷等問題的記述）；
2) 關於開封猶太人的問題：羅馬帝國滅猶太國後，被打散的十個部落流亡到世界各地，其中壹支於我國東漢時期進入中國。宋真宗時有壹支猶太人流入開封，宋真宗接納了他們並賜給他們七個漢姓，號稱“七姓八家”（另詳），要他們遵守祖制在開封定居，名為“壹賜樂業”（以色列）教，這壹支猶太人是流亡的猶太人中唯壹被漢化了的，其余流散到各地的猶太人越受壓迫，越團結、越堅持自己的信仰和習俗，形成獨立的猶太人社區，而開封猶太人由於不受壓迫還要他們“遵守祖制”，反而逐漸融入華夏文明。明代傳教士利瑪竇即派人尋找他們的族長，要幫助他們恢復並學習希伯來文，反被拒絕。1983年美國《國家地理雜誌》記者沃倫斯基（猶太人）等多次到開封尋找這支猶太人的後裔，結果已“無影無蹤”。1983年我陪同沈堅白（同為宋城整建委員會顧問）到開封時，沈受托尋找這批猶太人的後裔，結果通過開封有關部門找到六個人，他們已完全漢化，根本不懂希伯來文，也不再遵守猶太人習俗（如男子成年要行“割禮”等），只是有些卷發和鷹鉤鼻等（皆有照片），開封市長方略寫了壹封委托信給沈堅白，托他到加拿大多倫多找回或復制壹套開封猶太人的重要文物（七部羊皮經中有壹部被帶到開封），寫《開封猶太人》的加拿大神甫懷特（Bishop White）把這些文物包括‘壹賜樂業’教碑及匾帶回到加拿大多倫多（或渥太華）博物館。後因中國反對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支持阿拉伯，所以省外辦壓下了（方略原信仍在我處）。實際上開封猶太人是世界上唯壹被同化的事例，有重大的歷史文化意義，不僅體現華夏文明的包容性和親和力，對內部各民族團結***處，而且對化解當今伊斯蘭與以色列的矛盾有重大的啟示借鑒作用。（我國56個民族中沒有猶太族，但我去開封猶太人族長家中看到1953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見少數民族代表的大照片中有開封猶太人的代表（即該族長）；
3) 沈堅白談引入和利用外資及對我國當時的優惠政策的幾點意見和建議（另詳）’
4) 關於洛陽龍門漫水橋的鑒定：當時河南省委省政府為了有利於保護龍門石窟，修了壹個小平橋（漫水橋）。水經過龍門石窟前引入對岸北上，以便封閉龍門石窟前的通道。本是壹個有利之舉，但被某個在龍門蹲點的文保所幹部告到國家文物局，說小平橋破壞了龍門石窟的環境，又轉到國務院由副秘書長艾知生下令河南省停工，並組織了12位專家到龍門現場開了五天會，批判了五天，最後決議廢除小平橋。我與金紫光副局長去河南時，壹位副省長嶽肖霞對我說：“我們好心辦了錯事，希望妳們去看看，幫助解決壹下龍門石窟的保護問題，因為龍門北面的關林（關羽墓地之壹）經常有集市，南面的百姓趕集都經過龍門石窟，東面的唯壹通道對保護龍門很不利，如果不建橋將人流引開，還有什麽可行的有效方案（12位專家提出的建議如在龍門石窟後面開鑿隧道等不但耗資巨大而且施工過程中如開山放炮更易破壞石窟，故不可行）我到現場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龍門北端的鐵路大橋，震動很大，相比之下龍門南端的小平橋安靜的臥在河床中是個只能走行人和人力車的漫水橋（水大時漫過橋面）我問陪同我們的河南負責文物的文化廳副廳長張家泰，如果說環境景觀受影響，首先應遷移鐵路大橋，如果說震動對石窟的影響，更應遷移鐵路橋。（據說後來鐵路橋已遷建）為什麽對鐵路橋視而不見，卻要停建對保護龍門石窟有益無損的小平橋？由於是國務院下令停工，所以直到後來胡耀邦總書記和喬石到河南視察時由省委書記劉傑陪同視察龍門，對小平橋進行現場鑒定也認為對龍門石窟沒有什麽影響才下令復工。但經過“神仙會”評定的停工、撤點、再復工已平白無故的損失了30萬元（1983年時30萬元不是小數，有河南省的記錄資料）；
15. 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考察並參觀“包產到戶”樣板。兼談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的幾點體會。（明中都遺址與《北京城建史》有關）
16. 揚州會議：第壹次全國歷史文化名城大會。發表《歷史文化名城發展的戰略問題》。主旨是，歷史文化名城也要發展。會上關於歷史文化名城要不要現代化問題與同濟大學教授陳從周有壹段“對話”。他首先向我發難，我反詰他使他無話可說。後來他畫了三根竹子並題款送我，又說他見過我祖父，就算“和解”了。但是歷史文化名城如何現代化的問題，既不能“搶殘守闕”又不能“面目全非”，這是個普遍的問題，不同的城市要具體分析不能壹概而論，這個問題至今仍在爭論，我認為仍然是“以藝術的手段統壹‘古’與‘今’的矛盾”，不應該也不可能有固定模式；
17. 南京大會：紀念中國建築學會30周年。由戴念慈作報告，我與第二任建築學會理事長、原建工部楊春茂部長及蘭州副市長任震英談論了建築學會的任務與方法等問題。我在學會中無任何“頭銜”，因為我是參加成立大會的創始會員，所以應邀參加這次大會。會議期間同時進行改組，所以我對學會活動提出意見和建議，簡述如下：根據1953年成立建築學會的主旨，學會應成為“行政”的助手，凡是不宜由行政規定或決定的問題都應在學會展開充分討論。例如，在建國初期關於建築藝術風格和民族形式問題都不應由行政機關作任何硬性規定，包括重大工程的藝術、技術問題都首先由學會組織討論，但是歷次運動都首先從學會開刀，因為議論多，容易抓辮子、打棍子，這是應該註意糾正的。如果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和討論，認識如何能發展或深化，老子曰：“反者道之動”。如果都是“壹邊倒”、“壹刀切”，我們的行政決策如何能避免片面性。時至今日關於嚴肅的學術性問題都不再學會正經的討論，而是由媒體組織形形色色非本專業的“名流”哄炒，如何能正確導向？
18. 在南京時學會的同誌介紹會見南京林學院教授陳植，並應邀參加《中國造園史》的編寫工作。這個課題是由建設部園林局出資組織的。另壹為《中國園林史》因觀點不同由汪菊淵主持。陳植因我祖父曾校刊明代造園古籍《園冶》所以約我參加。但《園冶》是研究江南士大夫“文人園”的，陳老先生因為我當時在國家文物局，所以分給我石窟寺和帝王陵園及名人墓園。由於沒有首先充分掌握第壹手資料，所以兩個課題（造園史、園林史）以及亦由建設部出資的中國建築史皆未完成。
——附《關於史學研究中史料與史觀的辯證關系》、《基礎資料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兼談國家文物局的資料問題（另詳）；
19. 赴烏魯木齊參加先土建築學會會議（《民居應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發言稿），同時考察西北五省石窟寺、古城址、清真寺、藏傳佛教寺院、陵、墓、古長城等文物古跡。
大西北之行同時考察西北環境變遷及古澤枯竭等問題。根據有關碑記及文獻記載，西北環境惡化、水源枯竭，不過600-1000年之間的過程，結合以後去大西南和內蒙（穿越烏蘭布和、騰格裏、巴丹吉林等幾個沙漠）的考察，環境的惡化主要由於森林植被的破壞（在大西南主要為最近半個世紀內造成的）引起河流季節化和湖泊幹枯，又引起氣候變化和雨量減少等壹系列惡性循環，所以治理環境、植樹造林是重要手段，但“為植樹而植樹”常流於形式，效果甚微。必須著眼於從根本上使環境產生良性逆轉，形成持續的良性循環。其規律性不難認識，關鍵在於有效舉措，從古文獻中（如《言守邊備塞疏》漢·晁錯）得到的啟示，扼要地說：必須采取綜合性舉措（另詳）
——附1985年給萬裏同誌信中有關“環境問題”部分；1998年給朱镕基信中有關“以新觀念經營林業”的部分。
總之：壹方面環境惡化十分迅速，以大西南為例，不過半個世紀雅礱江已成為季節河，但另方面也可看出使環境產生良性逆轉的可能性。當然這不是壹代人能完成的，但必需有個正確的開始和長遠的目標：“千裏之行始於足下、九重之臺始於累土”！
20. 北京市委公交城建部城建史書編委會編委，編寫《北京城建史跡》擴大提綱，組織十個編審小組；論文《燕都薊城考》（附原文），《北京城建史跡》對北京文物古跡保護利用及歷史文化名城規劃都是基礎性研究，世界著名城市都有翔實的歷史演變的典籍，圖文並茂作為贈送貴賓的主要禮品，而北京對其起源和演變中的重要裏程碑事件都缺乏系統的實物證明和史料的記載。《史跡》壹書的擴大提綱本想達到這壹目的，但在如何正確對待歷史和“古”與“今”的辯證關系上，觀念難以統壹，所以停頓下來至今仍未能繼續，這是十分遺憾的，像奧運會這樣的盛舉，介紹北京歷史的典籍本應成為首要的禮品和宣傳品以代替寓意不清的宣傳口號！
21. 日本建築史綱（已有綱目，缺乏考察實物）。日本建築文化源於我國卻保存著比我國最早木建築還早的古建築（相當於隋唐），“禮失而求諸野”，所以若按梁先生所主張的根據實物來剖析建築史，則必不可少的要研究日本古建築。
22. 浙江河姆渡遺址、寧波、紹興、杭州、雁蕩山、天臺山、臨海、新昌、桐廬及安徽黃山、九華山等文物古跡及風景名勝區的調查、旅遊網規劃。恢復“文革”時被毀的第壹批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嶽墳、嶽廟的幾點說明；
23. 古建維修中的問題：
1) 不能僅僅以“整舊如舊”概括壹切，要分門別類判定“律”與“例”；
2) 古建防火問題，不能僅靠高壓水龍，大多數有內部裝修和雕塑壁畫的文物不能使用高壓水龍；
3) 梁先生對趙州大石橋“整舊如新”的批判要具體分析。如原來的構件是否可移至博物館的問題，歐洲的諸多石質古建中的精致雕塑構件已移置於博物館，用矽橡膠復制的構件代替原件置於建築上；
4) 新材料新技術的應用，特別是加固方法和材質的耐久性等方向要認真投入；
5) 施工過程中的各種保護舉措（包括防火）。
24. 古建基礎資料調查整理問題
1) 基礎資料調查整理、使用應有全盤考慮；
2) 應采用新的科技手段代替人力測繪。我參加過壹次建築學會活動（美國女建築師代表團）其中紐約負責文物古建的女建築師C. Tayler介紹紐約壹地、壹次普查就是20萬例。如果用原始觀念和方法測繪、整理、篩選，如此巨大工作量難以想象，但應用新的儀器和電腦處理則很快完成；
3) 基礎資料調研和歷史理論研究工作密不可分——附梁先生關於《中國建築史》編寫過程中的幾個關鍵性問題的講述；
4) 文物工作是個既古老又新穎的工作，因為對其應用於當代的需要，範疇是十分廣闊的，所以首先要有明確的目的和相關的科學方法，制定“行為規範”，最後才能有合格的人選標準、假冒偽劣分子只能敗壞事業和國家的聲譽！！！
——附關於所謂羅哲文到重慶美軍司令部畫軍用地圖的幾個明顯的謊言（另詳）；
5) 歷史文化名城的規劃建設亦首先需要翔實的文物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