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在春秋時期是比較重要的思想流派之壹，他們主張法治，喜歡社會在維護私有制的觀念中向前發展，他們以為，社會是需要秩序的，只有擁有良好的秩序，社會才能在穩定的環境中向前發展，因此，法家總是推崇法律的至高無上，認為社會就必須要有嚴厲的法律，違法必糾，做到法律的絕對權威，即今天的人們常言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同時，因為法家的思想觀念是維護私有制已經形成的社會，目的是維護社會的穩定和維護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這樣，就必然已經迎合了統治階級的心理需要，當然得到他們的支持和喜歡，法家因此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占具了統治地位，統治階級在治理國家的時候喜歡講儒家思想的“仁政”，以達到麻醉人民的作用，但在竭力維護他們的統治和利益的同時，更喜歡法治，因此，實際上階級社會的統治階級總是以法律來維護他們的利益。
實際上，法制從來就是階級社會的有效統治工具，奴隸社會如此，封建社會如此，資本主義社會當然更如此。可見，法律是階級社會的必然產物，是階級社會的重要標誌之壹，目的就是為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
春秋戰國時期的壹些法家思想家：
商鞅：商鞅原名衛鞅，春秋衛國人；應該說，商鞅是最早提出法制觀念的思想家，奴隸社會雖然進行法制，但從來不向人民解釋為什麽要法制，而商鞅的出現，向人們闡述了法家為什麽要提倡法制；當時，商鞅在衛國並不得誌，因此，他最終離開了衛國而到秦國，在壹些機遇中，他接近了秦穆公，並向秦穆公闡述了他的思想，得到了秦穆公的支持；商鞅執行法家思想的最大特點是，用簡單的事例向人們灌輸他的思想，並逐漸健全了秦國的行政管理體制和軍隊管理體制，其保甲制使秦國達到了全民皆兵境界，即秦國的農民平時作農業，戰時則成為士兵，實際就是現在的義務兵役制，所以，秦國得到了強大的機會，最後，統壹六國，建立了第壹個封建王朝；比如，商鞅最初的城門賞金的事例就相當簡單，為了顯示秦國國君和他的誠信，他在城門立了壹木，任誰只要移卻了此木到另壹城門，就賞千金，終於有人嘗試，他就真賞了千金，從此，商鞅的法制觀念深入人心，贏得了秦國人的尊重。
韓非子：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重要人物，他在法家思想中的地位，遠比商鞅等人高得多；韓非本是韓國的王族貴人，但是，他的思想卻偏偏無法在當時的韓國實現，其中的原因當然復雜，韓非在流落到秦國時，向秦國國君闡述了他的法制理念，並詳細地為秦國制訂了壹整套的法律法規，秦國國君雖然沒有重用韓非子，但是，卻采納了他的思想和觀念；因為，秦國自商鞅以來，歷代都重視法制手段，比如，範睢，呂不韋、李斯等，他們都順勢而為，尊重了秦國的實際，都推崇法制觀念的。
李斯：李斯是法家思想上最為重要的壹環，正是李斯的出現，使得法家思想真正開始走上統治地位；李斯是戰國末期秦國的思想家，他原是呂不韋的門人，在呂氏的幫助下，漸漸走到了秦國國君秦贏政的面前，成為宰相，在他的影響下，秦始皇更加推崇法家思想，並制訂了壹系列的法律體系，最後，秦始皇終於完全了秦國吞滅六國的壯舉。
應該說，法家思想在社會的進步中有壹些積極影響，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法家思想消極負面的壹面，法家思想雖然提倡社會的有序性，但是，更註重的是階級統治，是徹底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法律更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當前，我國的社會，同樣是法制的社會，有些人也喜歡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法律最重要的不是法律本身，而在於法律是否真正有效，是否真正為人民服務，我們常常看到，我國的法律幾乎是形同虛設的，許多領導幹部根本是沒有法制觀念和意識的，他們常常把自己與法律對立起來，以為自己應該在法律的約束外，他們常常以權代法，無視於法律的重要，比如，有些人的兒子，搞官倒，把國家、社會和人民的財產偷跑到國外去了，法律對他們有效嗎？難道，社會主義中國社會主義法律也是官僚資產階級的附屬品嗎？
所以，法律在當代社會雖然是必要的，但是，壹個國家真正要搞好，還不在於法律，恰恰在於人們的思想，只有用先進思想的引導人們，使人民真正有正確的是非曲直觀念，才會有良好的社會風氣，使得法律真正能夠執行起來。說到底，法律只是強制手段，而思想的先進，才是壹個社會的最終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