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時進於1900年舊歷10月18日生於四川省墊江縣武安鄉天星橋董家老屋。董時進的父親董世緒、母親熊氏，歷經艱辛，勤勞致富，在四川省墊江縣（今屬重慶市）買田置房。但因富而少文，深受其苦，吃過不少“啞巴虧”。於是發憤，決心使自己的四個兒子都要上大學。後來，他們的兒子董時進、董時恒、董時光公費留學美國，董時敏畢業於北平朝陽法學院。
董時進於辛亥革命前入桂溪高等小學堂讀書，後到重慶上學，繼而考入上海南洋公學（即上海工業專門學校，今交通大學之前身），畢業後棄工學農，於1917年考入北平京師大學農學院，在學習期間，品學兼優，而且愛好體育。1920年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公費留學美國之專科，旋赴美國康奈爾大學專攻農業經濟學。1924年獲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被選為美國施革瑪賽學會榮譽會員，又在倫敦大學作學術研究，在歐洲各國考察壹年。
1925年回國後，他曾任重慶西南體育專門學校名譽校長、北平大學農學院院長、四川大學農學院院長並執教有年；1929年他和竺可楨、翁文灝***五人代表中國出席太平洋科學會議；1934年任江西省農業學院院長、四川省農業改進所所長，在此期間，他成立了“中國農業協進會”，1940年為“國際農業協會”接納；又創辦“現代農民社”，自籌經費主編《現代農民》月刊，在全國公開發行。1940年在重慶沙坪壩井口鎮興辦大新農場，種植果樹。飼養奶牛，他親身參加剪枝、嫁接等勞動。1945年舉家赴上海。1945年10月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1947年創建中國農民黨，任主席。兩年後，由於反對土地改革，農民黨被迫解散。
1950年，董時進遷美國定居，入美國國籍，執教於加利福尼亞州州立大學，又任美國國務院農業顧問。退休後，筆耕不輟，著述甚多；在美國、加拿大各大城市的社團、大學演講不下300次，晚年為和平統壹中國，奔走於海峽兩岸，終因患腸癌，於1984年4月16日辭世，享年84歲。
董時進的第壹位妻子是墊江縣農村的胡姓女子，新婚不久，董時進即去北平求學，妻子在家孝敬公婆，善待小叔，十分賢惠，惜幾年後病逝，1925年董時進回鄉的第二天，即具辦香蠟紙燭到妻子墓前祭掃，深表歉疚和哀悼之情。1926年，董到北平後，娶了壹位朱姓女子為妻，她是前“賢人內閣”總理熊希齡的外侄女。朱比董長兩歲，擅長西畫、國畫，生有二男二女，均已學有成就。
董時進是四兄弟中的大哥，他的二弟董時敏，大學畢業後曾著書立說，謝絕了墊江縣稅務局局長這樣的肥缺，隱居鄉裏，以讀書、吹拉彈唱自娛，憤世嫉俗，1949年逝世時只有40多歲；三弟董時恒，終身執教於大學，帶研究生，研究體育史，著述譯著多種，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體育卷·體育史》條目副主編。四弟董時光，20世紀50年代初被美國當局以親華之罪名驅逐出境，回重慶後執教於西南師範學院，1957年因反對官僚主義，以諍言招禍，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61年在勞改中客死他鄉，終年48歲。1984年5月13日正式平反昭雪。人們稱他是壹位愛國和崇尚民主、科學的正直有骨氣的知識分子。 董時進善於學習，敏於思考，無論學文學武，學工學農，壹定是學有成績，做有成就。他認為，中國是個農業大國，國家之興盛，必須以農立國，科教興農。他以興農為已任，終身不渝，即使在美國定居的34年，他仍念念不忘中國農業的振興。
董時進誌趣在農，綜觀其壹生，與“農”字結下了不解之緣。他為農師，任農官，辦農刊，立農會，建農黨，創農場，著書立說。多是言必稱“農”。1986年，政府給大新農場的補償款2.6萬元人民幣，他早有遺囑，捐贈給西南農學院作為獎學金。董時進真可謂壹生務“農”了。
當年董時進自辦的大新農場，置地75畝，種植梨、桃、蘋果、柑桔和大量的檸檬，***有果樹2900多株，年產水果1.4萬多斤，所產之檸檬不僅在省內銷售，還銷至上海等地；農場還飼養奶牛、豬、雞、鴨等畜禽。他還經常下地從事農業技術方面的勞動。
《現代農民》月刊，是董時進1938年在成都創辦的，1939年遷重慶米花街，在日本飛機大轟炸中，三次遷址，三次被炸，毀稿毀版，董時進決不屈服，另尋地址堅持出版。1945年4月26日，他在城內編輯部看完稿件後，乘公***汽車返回磁器口途中翻車，折斷三根肋骨，痊愈後值盛暑，著短衣短褲，夾把雨傘往來於城鄉之間，既辦農場又辦月刊，不理解的人稱他是“書呆子”、“真有壹股傻勁”。
《現代農民》在發刊辭中宣稱，壹是要傳達有益於農民的知識，壹是要作農民的喉舌。月刊內容分政論、農業科技、農人之聲和通俗文藝三部分。1939年連續刊登了《四川的柑桔事業》、《柚子的希望》、《梁山柚子》、《柑桔天牛》、《廣西沙田柚》、《巴縣桔子》等文章，對四川如何發展柑桔業，作了系統的介紹；他還在月刊上發表了文章《牛乳與中華民族》、《建國的第壹步———發展乳牛業》，強調“建立新中國，必須發展乳牛業”，他主張，多喝牛奶，有利於增強國民的體質和智力。還廣泛介紹了西瓜栽培、白木耳培養，怎樣種紅甘蔗、核桃樹，以及養豬、牛、羊、魚等科學技術，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對發展四川農業、林業、畜牧業都作出了壹定的貢獻。
董時進出版了多本專著，如《農業經濟學》、《農民與國家》、《國防與農業》、《農村合作社》、《糧食與人口》、《農人日記》等。他主張推廣良種，興修水利，放幹冬水田，提高復種指數，推廣美國式的農場，實現機械化、化學化。他是最早提出節制生育、優生優育的學者之壹。
董時進定居美國後，以中國大陸的農村生活為題材，寫了《兩戶人家》、《阿寶救牛記》兩本小說。《兩戶人家》是寫墊江董家的家史，同住壹個院落的兩戶近親，人多勢眾的壹戶總是欺負孤兒寡婦的壹家，孤兒寡婦掙紮圖存，後來兵燹匪患接踵而至，新舊思想沖突，婚姻糾紛無法調解，事連四代，史跨百年，臺灣出版界人士評論曰：“如果說《紅樓夢》是描述古代官場家庭及封建社會，《水滸傳》是描述綠林豪傑，《兩戶人家》乃是近代社會及普通人家的撮影。”《阿寶救牛記》則是寫江南農村牧童阿寶與所牧之牛產生了深厚感情，忽聞牛主要將牛賣給殺牛房，阿寶於心不忍，於情難舍，乃以兩個雞蛋起家，艱苦奮鬥，終於賺了大洋20元，買了那頭牛。臺灣出版界人士評論“這是壹篇可歌可泣的貧兒奮鬥史”，這本書已被臺灣商務印書館收入“人人文庫”。 董時進青年時即十分崇敬孫中山先生，凡有稱孫中山先生為“孫大炮”者，必與之激烈爭辯，致面紅耳赤，不折服對方，決不罷休。1919年，他在京師大學農學院求學時參加“五四運動”，於6月3日遊行時，被北洋軍閥拘捕，當時被拘捕的學生約800余人，囚禁於北平大學法科，七天後被釋放回校。
1944年，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民主同盟時，董時進加入並任民盟中委，後又退出。
1946年舊政協會議時期董時進聯絡農業協進會中的壹部分人，在重慶成立中國農民黨，先後發展黨員800多人，該黨成員中主要是大學教授和農業技術專家。該黨於1948年5月三中全會修訂的政綱主要有以下四項：壹、建立民主政治；二、促進經濟發展；三、合理分配財富；四、消除壹切戰爭。1946年，國民黨當局強行單方面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從民盟中分裂出去的民社黨、青年黨都投靠國民黨，參加了不得民心的“國大”，農民黨卻拒絕參加，董時進著文指責“國民代表大會不代表農民”，之後他辦的《現代農民》月刊屢遭當局的壓制，他又發表文章說：“批評政府是農民的權利，只有暴君才怕人民批評。”同年，董時進公開著文反對中國***產黨的土改政策。
1949年1月，農民黨發表宣言，表示擁護中國***產黨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4月，董時進自香港派代表來北平，謀求農民黨作為參加新政協的單位。5月17日，董時進自香港抵北平，致函周恩來要求會見。6月5日，中***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約見董時進，指出“農民黨並不代表農民，而是地主富農利益，不能作為黨派單位參加新政協，至於該組織中的農業技術人員可以為新中國貢獻力量”，董時進表示接受批評，於6月25日在北平發表了《中國農民黨停止黨務活動致力於生產建設宣言》，宣稱：“本黨中常會議決，自即日起停止本黨壹切黨務活動。號召全體黨員壹致在中***和即將成立的民主聯合政府的領導下，將大家的學識技能和壹切力量貢獻出來，幫助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建設成功。”
董時進辦的《現代農民》月刊，以農民的喉舌自居，也曾揭露、抨擊過國民黨基層政權的腐敗，如寫過《保長的威風》、《駭人聽聞的鄉長》、《壹個佃農吃了地主的虧》、《役政的弊端》、《征糧舞弊應處死》等文章，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反響。他還指名道姓批評蔣介石，寫了《請政府禁呼萬歲》壹文，他寫道：“國民黨喊總裁萬歲，萬歲原系君主時代對皇帝的稱呼”，“萬歲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人民組織政府雇用官吏，而結果好似找來了壹些老祖宗”，他還質問：“林（林森）主席和蔣委員長誰大？”指責當時各單位只掛蔣介石像，不掛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像的作法。
他贊揚中國***產黨“有朝氣，精神振作，辦事務實，政治廉潔，無營私舞弊等腐敗官場惡習”，尤其是贊揚陜甘寧邊區的“三三制”政權好。在批評國民黨政府獨裁專制，貪汙成風，通貨膨脹，民不聊生的同時，又批評***產黨“崇拜偶像”。他反對內戰，天真地主張請馬歇爾做公證人，國***兩黨都裁去軍隊，中國只保留警察，沒有軍隊，內戰就打不起來了。美國人也認為此議行不通，魏德邁曾寫信給他說：“壹個國家沒有軍隊是不行的”，勸他“跟蔣先生走”，自有“出路”。但他拒絕靠攏國民黨，也不理解***產黨，想以美國為模式走第三條道路。董時進走“第三條道路”的政治主張，並不切合實際，但他是學者議政，是探索中的誤差。
1949年12月，董時進給毛澤東主席寫了壹封公開信，標題是《董時進上毛主席書》，自費鉛印，四處散發，提出“江南無封建”論，不贊成在江南進行土地改革。中***華東局統戰部隨後派人找董時進談話，提出批評，制止他這種違反《***同綱領》的行動。據說這封公開信散發到他的家鄉墊江縣武安鄉，也受到農會幹部和貧雇農的批評。嘲笑“董博士不了解實際情況”。
1950年4月，董時進去香港，旋去美國。董時進晚年致力於和平統壹中國的活動，提出主張，奔走於海峽兩岸，訪問政要。他認為中國應當和平統壹，統壹後的中國應給臺灣以高度自治；他反對美國售武器予臺灣，指責這是破壞和平統壹中國的方針；他對鄧小平先生的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極為贊賞，並充分肯定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 董時進後來雖為美國公民，但他魂牽夢縈的還是他的故國、故鄉，在中國大陸上還有他的二弟媳、三弟兩戶人家，加上曾和他壹起出川求學的堂兄董時厚教授（西南農學院系主任、名教授，1975年4月病逝）壹家，老人家的晚輩大概有五六十人；在大陸，還有他眾多的同事、朋友。鄉情、親情、友情都催促他回中國看看，於是他以垂暮之年，在1979年、1981年、1983年作了三次中國之行。
1979年6月，董時進到北京，由他的胞弟董時恒教授陪同，遊覽了故宮、長城、十三陵等地，探望了舊友陸定壹先生；好友故舊胡子昂先生也到他下榻的華僑大廈探望，暢述舊誼往事，然後飛往重慶，參觀了重慶大學、南開中學校址，遊覽了北溫泉、縉雲山；並訪問了原井口大新農場，看望了當年農場的工人董可青。他看見庭院依舊，果樹蔥籠，甚感欣慰。他在重慶拜望了戴永福、熊正倫等老友。還去西南農學院看望他的學生侯光炯教授，惜教授出差未能晤面。他原計劃回墊江老家，但因當時墊江尚未對外籍人士開放，他不無遺憾地返回了美國。
1981年，墊江縣已經開放，董時進激情滿懷，作第二次中國之行，先飛成都探親訪友，受到官方的熱情接待，遊覽了武侯祠、都江堰等名勝古跡，看望了四川省副省長康振黃先生、省民盟負責人潘大逵教授，原重慶大學校長張洪元教授，以及陳誌潛、魏時珍、任筱莊等老友。在回墊江縣的途中，老人家指點山水，談笑風生，重申他興修水利，放冬水田提高復種指數之主張；每遇高架水槽，必停車登臨，作實地考察，看水槽裏有沒有水，通不通水。
1983年5月，董時進作為顧問，隨翁紹裘先生的“促進兩岸和平統壹代表團”集體回國觀光，先飛成都，繼來重慶，參觀了曾家巖50號“周公館”，他說，若無周氏之斡旋，中國不知道還要亂成個什麽樣子。
董時進回美國後，以《大陸之行》、《重返大陸》、《再去大陸》為題，撰文在《美洲華僑日報》上長篇連續發表，如實反映了中國城鄉尤其是故鄉墊江縣的真實情況，誠心希望中國和平統壹，批評臺灣當局拒不接觸、談判的錯誤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