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征，即政府調控主體主要通過政策手段把經濟參數附加到市場中多種生產要素的價格信號上，進而調節、引導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行為。間接調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這兩大宏觀調控政策***同服務於宏觀調控的總目標，但分工而互補，需要相互協調配合，促使經濟運行趨於總量均衡和結構優化的理想狀態。隨著我國經濟日漸市場化和全球化，經濟運行的復雜程度大大提高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加強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和復雜性也顯著增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於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壹致性。兩大政策調控的著眼點，都是針對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於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調控的歸宿，都是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還來源於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壹方的政策調控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經濟學理論對此可以作出很好的闡釋。從社會總資金的運動來看，財政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和貨幣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相互間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和連鎖反應，各自的政策實施及其變動，必然要牽動對方，產生協調配合的客觀要求。 當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顯著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變動因素特別強烈，問題十分突出，涉及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諸多領域的矛盾，而且在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環境中，這些結構性問題更容易傳遞總量問題，例如，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例偏低是導致出口壓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長又是誘發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我國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趕超性質和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等，不允許我們坐等由漫長的平均利潤率形成過程和調節資源配置過程來解決結構問題。對此，財政收支可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財政政策可以積極發揮其結構調整功能的優勢，以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達到促進結構優化的效果。另壹方面，貨幣政策調控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宜實施過多差別性的調控措施，因此，兩大政策在我國結構優化調控方面的協調配合，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近期，財政政策的重點是合理把握財政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較大幅度地增加在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住房保障、生態保護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時積極探索有關稅制改革和推進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總量方面，目前我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避免經濟過熱和防止明顯的通貨膨脹，由於貨幣政策對於總量調控的功能更為顯著，效果更為直接，尤其長於通貨膨脹時期的總量緊縮，所以，貨幣政策應在當前擔任總量調控的主力。而財政政策的總量調控效果具有間接性，並且我國財政政策需要在較長時期內承載優化結構和為改革提供財力保障的歷史任務，不到非常時期，不宜實施過分緊縮的財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緊縮總量的調控方面應以貨幣政策“從緊”為主導，財政政策發揮適當配合作用。財政政策在總需求調控方面的影響應盡量保持中性，在增加有效供給方面更多發揮作用。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結合部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著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和財政國庫存款領域，而在有些特定領域，通過政策制定者的主動設計，也會成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合部，例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購買超額儲備的外匯建立主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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