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在兩千多年前的壹天，趙奢帶人到平原君的府上征收稅款，平原君是趙國的“相國”，“相國”就是統帥百官的官員。那平原君的家就是“相國府”了。既然是“相國府”，壹定是深宅大院，家丁如林。果然，趙奢剛到門口，壹群家丁就把他攔住。趙奢說明來意，出示相關文書，但是家丁還是不讓進門，俗話說“宰相門裏七品官”，這平原君府中的人哪個也沒把趙奢放在眼裏。壹會從門裏出來個“管事的”，這個“管事的”更是十分蠻橫，他依仗平原君的權勢，不但拒不繳納稅款，而且還口出狂言。
趙奢依法征稅，自然不怕這幫不法之徒的囂張之舉，他平靜而又威嚴地說：“繳納稅款是國家的法令，抗稅不繳是要受到嚴懲的，平原君是法令的制定人，平原君家人就更應該積極納稅，否則以身試法必將受到法律嚴懲！”
然而“管事的”仗勢欺人慣了，或許不懂法，或許認為自己可以淩架法律之上，所以根本不聽趙奢的警告，壹招手叫出九大漢來毆打趙奢壹行。趙奢在“規勸”無效的情況下，依據當時趙國的法律，將所有搞稅之徒就地正法。
不久，這事傳到了平原君耳中。平原君十分惱怒，楊言壹定要將趙奢革職查辦，並且還要問成死罪。壹些好心人勸趙奢“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逃命去吧。但趙奢毅然拒絕，他認為秉公執未能，何罪之有！為何要逃跑呢！不僅不應逃跑，而且要論個是非。於是，他找到平原君，壹身正氣地說：“妳身為相國，卻聽任手下藐視、破壞國家法令，妳想過後果嗎？如果滿朝文武官中都象妳壹樣置國家法令而不顧，那就會引起民憤，國家就會衰敗，壹但戰爭發生，就會因民心向背而無人為國出力，因國庫虧空而無錢為軍隊支付餉銀，這樣壹來趙國就有滅亡的危險，那時妳還能在這裏享受相國的待遇嗎？”
平原君自知理虧，但還是辯解道：“妳處分鬧事之人，為什麽不事先向我請示。”
趙奢回答說：“處理這事本來說是我的職權，難道執行法律還需請示嗎？”
平原君聽了趙奢壹番話，十分佩服，發現他是壹個很有才幹的人，於是推薦他上朝參政，以後趙奢與廉頗、藺相如壹道成了趙國的重臣。
明神宗是個貪財如命的昏君，他追求享樂生活，沒完沒了地搜羅金銀珠寶，把國庫都揮霍空了，就千方百計向民間搜刮。
這個時期，農業生產和手工業逐步發展，在東南沿海壹帶商業也繁榮起來，在蘇州，絲織業特別發達，富裕的機戶開始開設工場，雇用機工，城裏的機工總***有幾千人。
這種商業城市的繁榮情況，使明朝統治者認為有利可圖。為了榨取更多錢財，明神宗就派了壹批宦官到那些城市去收稅，這種宦官就叫做稅監。稅監不但征收苛捐雜稅，還向百姓敲榨勒索，把百姓害得好苦。
公元1601年，明神宗派稅監孫隆到蘇州征稅，孫隆壹到蘇州，就跟當地地痞土棍勾結，在蘇州城各處設立關卡，凡是綢緞布匹進出關卡，壹律征收重稅。商販交不起稅，就不敢進城做買賣。這壹年，正好又碰上壹連兩個月陰雨，蘇州鬧了壹場水災，桑田淹沒，機戶停工。孫隆壹夥還要向機戶收稅，規定每臺織機收稅銀三錢；每匹綢緞，收稅銀五分，這壹來更逼得許多機戶倒閉，機工失業。
有壹天，織工葛賢（又名葛成）路過葑門，見到孫隆手下幾個稅棍，正圍住壹個賣瓜的農民痛打。葛賢壹打聽，才知道那瓜農挑瓜進城的時候，稅棍逼他交稅，交不出就搶他的瓜；等瓜農賣了瓜，買米出城的時候，稅棍又搶他的米頂稅銀。瓜農不答應，就遭到稅棍的痛打。
葛賢平日對稅監的壓迫剝削，本來懷著滿腔氣憤，看到這情形再也忍不住了，他揮動他手裏的芭蕉扇，高聲呼喊打壞蛋。路邊的群眾壹呼百應，像潮水壹樣湧到葑門稅卡。稅棍黃建節想要逃跑已經晚了。群眾把他包圍起來，拾起亂石、瓦片向黃建節扔去。這個作惡多端的惡棍，被亂石打得頭破血流，喪了性命。
這時候，群眾越聚越多，反抗情緒也沸騰起來。葛賢看到大夥打死了黃建節，知道事情鬧大了，就和群眾壹起，到玄妙觀開會商量。大家壹不做，二不休，推舉葛賢等二十多人當首領，找稅監孫隆算賬。
葛賢等分路找到十二個稅棍的家，點起了壹把火，把他們的家全燒了；另壹路群眾浩浩蕩蕩來到蘇州稅監衙門，捉拿孫隆。壹時間，吶喊聲震天動地，孫隆嚇得魂不附體，爬出後墻，狼狽逃到杭州去了。
孫隆逃出蘇州以後，蘇州知府下令捉拿參加暴動的人。葛賢得到這消息，怕連累大家，自己跑到蘇州府衙門，說：“帶頭的就是我壹個人，要殺要剮由我頂著，不要牽連別人。
知府正為這個案子抓不到為首的人發愁，見到葛賢挺身出來投案，就把他關進監獄。
葛賢進監獄那天，成千上萬的蘇州市民含著眼淚為他送行。葛賢進了監獄，又有上千個人絡繹不絕帶著酒飯、衣服來慰問。葛賢再三推辭不收，大家還是不肯帶回去，葛賢就把大夥慰問的酒飯等都分給監獄裏被押的難友了。
明朝統治者看到這情況，沒敢殺害葛賢。葛賢坐了兩年牢，終於被釋放。
三國時期，魏國雖然經過了赤壁之敗和諸葛亮五次北伐，但其強國地位均未被撼動。這與魏國較強大的經濟實力有直接關系，而曹操在魏國進行的稅制改革則奠定了其雄厚的經濟基礎。
東漢末年，由於連年戰亂，人口銳減，土地荒蕪。曹操敏銳地洞察了天下形勢，把“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三國誌·魏誌》）作為完成統壹大業的政治、經濟方針。
曹操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頒布《置屯田令》，開始大規模屯田。對屯田收獲實行“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雖然百姓地租負擔較重，但較為安定的生產和生活，仍能被當時百姓接受。“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解決了軍糧問題後，為保證長久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曹操開始著手進行賦稅制度改革。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發布了著名的《收田租令》，規定“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這壹改革實現兩大突破，即把漢代的定率田稅改為定額田稅，把人頭稅改為按戶征稅。漢代田稅“三十稅壹”，壹畝須繳糧5升以上。曹操的改革不論產量高低，壹畝只繳4升，田稅不與產量掛鉤，增產不增稅，提高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流民紛紛歸田，農業生產得以恢復。
漢代“人頭稅”算賦、口賦是按人頭繳納的，百姓要賣掉產品換錢繳稅，時常受到商人盤剝。曹操改人頭稅為“戶調”，不管壹戶人口多少，只繳絹2匹，綿2斤，避免了因家庭人口增長增加稅收之累。
曹操還規定除百姓納稅外，壹般豪強地主也要繳納田稅、戶調。同時，註重加強管理，規定正稅之外，“（其）他不得興發”。
曹賦稅改革使魏國民心歸服，軍隊衣食充足，成為三國鼎立中實力最強的國家。
清末道光年間，封建制度已經發展到了十分沒落的階段，當時的吏治可用流傳的壹句話來概括：“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就是說，官員的所得，主要來源於賄賂；王者犯法，只要有錢，可以不與庶民同罪。朝廷的腐朽墮落，致使民不聊生；連年嚴重的自然災害，老百姓不僅得不到朝廷的扶持與寬容，相反，還要以各種名義攤丁加稅，老百姓不堪重負。
為了推翻沒落的封建制度，1851年1月，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揭竿而起，發動了歷時14年的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農民武裝起義。1853年，起義軍攻克南京，號稱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並改稱天京，先後頒布了太平天國的施政大綱——《天朝田畝制》和《百姓條例》，在這些施政綱領中，壹個倍讓人們關註並且心跳的口號便是“不要錢糧”。在太平軍起義初期，真的做到了“不要錢糧”，老百姓壹片歡騰，紛紛投入到太平天國起義的隊伍之中。
隨著太平天國農民政權的建立和鞏固，國家機構從無到有，數量從少到多；農民起義軍隊伍日益壯大，官兵將士日眾，維持政權運轉的財政問題日益顯現出來：武器無錢鑄造，訓練無法保障，就連太平軍吃飯、穿衣就難以補給。嚴峻的財政危機，已在壹定程度上動搖著軍心，危及著太平天國的政權。
面對日益嚴峻的形勢，1854年，太平軍三大將領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聯名向洪秀全寫了壹個《奏請準良民照舊交糧納稅本章》，裏面說：“建都天京，兵士日眾，宜廣積米糧，以充軍儲而裕國課。策軍細思，安徽、江西米糧廣有，宜令鎮守佐將在彼晚諭良民照舊交糧納稅”。對此，洪秀全非常重視，先後深入實際考證，自感交糧納稅問題非解決不可，並當即寫下批示：“禦昭：胞等建議是也，即遣左將施行。”
洪秀全批準在統治區恢復納稅問題時，思想上進行過激烈的鬥爭。太平軍起義之初，洪秀全曾許下願，並以“不要錢糧”作為金田起義的口號之壹。太平軍所到之處，老百姓無不歡欣鼓舞，高呼萬歲。現在話音剛落，又須郵購“禦昭”，要老百姓“照舊交糧納稅”，豈不違背天朝施政士綱，自食其言嗎？
隨著太平天國的建立，洪秀全對交糧納稅問題有了新的認識：要鞏固太平天國的政權，必須不斷擴充軍隊；要為百姓辦事，使之安居樂業，必須建立必要的地方政權。而這些，必須要有充足的資金來源作保障，而靠打天下繳下的錢糧，沒多長時間就消耗掉了，長期靠太平軍開荒種地供給錢糧，也只是權宜之計。至此，洪秀全認識到，打天下要錢糧，鞏固天下更要錢糧，沒有足夠的錢糧，政權難以鞏固，軍隊、中央及地方政權難以行使職能，必須要向老百姓征稅納糧。
那麽，怎樣才能讓老百姓心悅誠服地交糧納稅呢？洪秀全用壹條妙計贏得了老百姓的許可。
1855年春節剛過，洪秀全急召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要他們三人分趙安徽、湖廣、江西等地，趕在“三月三”辦廟會之前，每個地方先擇兩、三個有影響的廟宇，買通算卦先生，教算卦先生給人看相算命時，壹定要把交糧納稅的事加進去，如在說某某要“添財加壽”時，要加上壹個前提條件：如果不如實交糧納稅，不僅不能如願以償，反而還要“短壽失財”！再如在說某某可能會遇上災亂時，要給人們“出謀導向”：“妳是不是沒有交糧納稅？要是沒有就趕快交納壹下，這個不能拖欠，不然的話，很可能有滅頂之災！”從廟會這天起凡在這些地方廟宇的算命看相的人都被告之要交糧納稅，在當時情況下，老百姓十分迷信，對這些影響大的廟宇算卦先生講的話深信不疑，結果壹傳十、十傳百，幾天時間，這三個地方的老百姓都知道要交糧納稅了。加上太平軍紛紛派人下到各地組織征糧納稅，老百姓恥就沒有追究洪秀全的食言，向天朝交稅壹事也就默認了。
從太平天國初期的“不要錢糧”作為號召人民起義的口號，到鞏固政權時的“照舊義糧納稅”，這實際上反映了任何壹個國家政權在建立以後都離不開稅收，稅收是國家機器運轉的保障；洪秀全從反對捐稅始，到重建稅收終，實際上是反映了稅收與政府之間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壹個政權是需要也離不開稅收這個“奶娘”的。同時，洪秀全借用老百姓迷信，運用傳奇方式掃清他們交糧納稅人思想障礙，說明老百姓其實還是懂得有國必有稅這壹基本道理的，這也說明早在太平天國時期，老百姓就懂得了稅收與國家的本質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