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重慶等地區已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方面悄悄邁出第壹步。征收紅利主體有的在財政部門，有的在國資部門；強制收繳的國企紅利比例則由10%至100%不等。2006年，中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近1.22萬億元，稅後利潤達6252億元。其中，央企實現利潤7546.9億元，而這部分利潤的69%來自中石油、中國移動、中石化、中國電信、中海油、寶鋼、神華能源、中國鋁業和國家電網九家企業。 另據國家稅務總局數據，2006年卷煙消費稅完成1134億元，煙草業完成利稅2900億元，僅次於石油業。
伴隨著社會公眾對壟斷企業高額利潤的質疑，央企紅利上繳最終亦成為現實，但具體實施中並非坦途。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分析，國有企業往往傾向於通過設立多級次企業，將利潤層層向下轉移，導致很多地方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成為“記賬遊戲”。
目前，國資委只負責審批母公司的財務預算、決算，如果企業通過種種方法把利潤留在子公司或孫公司，國資委從母公司的財務報表上是無法識別的。在張文魁看來，如何建立起合適的、既能使出資人享受到應有收益又能避免企業強烈抵制的股息紅利制度，是建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關鍵之壹。
“此次收取的稅後利潤比例較低，企業仍將保留大部分稅後利潤，用於自身改革和發展。”財政部有關負責人介紹，此次國有資本收益只是向中央直接管理的壹級企業收取，稅後利潤的核定按企業集團公司合並的財務報表剔除少數股東權益核定，對這些企業所屬的全資企業、控股參股企業（包括上市公司）的利潤分配沒有直接影響。而采取合並報表的方式亦可防止企業通過子公司隱藏利潤。
國內煙草企業和現有155家央企中，絕大部分為依據《企業法》設立的國有企業，也有少部分已改制為公司制企業。由於2006年度央企盈利水平較高，同時亦考慮到當前國企改革任務較重，需要支付的改革成本壓力很大，故經國務院同意，今年首先按從低原則收取央企2006年度實現的國有資本收益，並試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
“運行兩三年條件成熟時，我們將根據地方規範的與中央統壹的國資預算辦法，匯編全國的國資預算。”財政部人士稱。
據《財經》記者了解，對於中央企業來說，目前大部分的錢在其上市公司裏面，雖然集團合並報表之後有賬面利潤，但能否拿出足夠的現金流也是個問題。
“國資收益的征收，技術上沒有問題，但現實中很多大型企業集團利潤都在子公司，集團公司只是起到管理作用，所以操作中會有壹定難度，這涉及集團控制力和企業再投入的問題。”國家開發投資公司總會計師張華表示。
國資委人士亦向《財經》記者證實，如何提高集團公司管控能力，是國資委近年來包括今後數年推進企業改革的壹項重點工作。
壹個比較尷尬的現實是，許多中央企業集團公司晚於子公司成立，集團公司和子公司不是通過資本紐帶聯結，而是在特殊改革背景下，通過行政劃撥手段硬性“攢”在壹起，行政級別高的企業成為集團公司，管控很弱。集團內部的各個子企業各自謀生，導致資源在集團內部各個子企業間配置混亂；有的集團公司只是壹個虛殼，有的集團公司比子公司還弱，根本無法起到實質性的管理作用。“這也是壹個流程再造的過程，是利益的重新排列，需要削平很多山頭，擺平諸侯的力量，甚至會有很多博弈。”國資委有關人士稱。不過按照此番政策安排，國資委僅僅扮演了替財政部收繳央企國資收益的角色，其自身如何獲得政策激勵，尚有待觀察。
“如何重新厘定國資委的職責，是理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體制的核心問題。”北京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劉劍文說。
在此之前，國資委壹直期望在取得部分國資收益之後，成立若幹家資產經營公司，去實現資本運作、資產管理等職能。
按照國資委的設想，將下設兩類資產經營公司，壹種是持股型，在80家至100家主業比較清晰的央企之外，將較小的、與國計民生關系較小的央企納入此類資產經營公司。
另壹種類型是托管型，作為資源配置平臺，孵化盤活央企不良資產和從主業剝離的輔業資產，這類平臺將在央企範圍內篩選，比如誠通集團。
2006年末，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在“中央企業推進內部整合增強集團控制力經驗交流現場會”上表示，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建立後，國資委將為國有資產管理試點公司註資，使其成為專門從事資產處置、人員安排的托管公司，進壹步發揮資產管理功能。
李榮融亦在今年初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會議上透露，國資委將成立資產經營公司，以此為平臺推進調整重組和股份制改革，並稱已獲得國務院原則同意。據財政部有關人士證實，壹家新的國資經營公司確實將於明年啟動，但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的新格局下，其基本架構和目標將有所不同。
新設立的資產經營公司與國資委現有兩家資產經營公司試點，即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及誠通集團不同，在解決了國有經濟布局及結構調整的重要問題之後，還將承擔起國有資本戰略儲備的職能，從事體現國家戰略意圖的股權經營、資本運作以及新興產業的投入、產業更新。
由是觀之，新的資產經營公司或將與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相似，具有主權財富基金性質。
不過，財政部相關負責人士亦坦承，這將使國有資本預算中的支出安排成為最難解和最富爭議的課題——要不要擴大國有資本？如果不再投入，相關收益投向何方？政府變身為投資主體之後，是否能夠提高投資效率並兼顧社會效益？
在全球範圍內，對主權財富基金的討論不斷升溫。壹種正在形成的***識認為，在主權財富基金日趨活躍的同時，它們也面臨壹些極大的風險與挑戰，包括特殊的價格風險、市場風險與政治風險。
《財經》特約經濟學家謝國忠告誡說，通常國家投資公司的組織結構更類似於壹個政府機構，憑政治需要來決定關鍵人事任命，缺乏壹個成功的投資機構所需要的獨立和創造性思考的特質，除非政府從壹開始就創造出正確的“基因”，否則其失敗是必然的。
“好的應對策略是依靠市場，而不是政府，在應對資本過剩方面尤其如此。”在謝國忠看來，中國要做的，不是尋找理由建立更多的政府機構。如果非得建立壹家國家投資公司，那麽應對其進行嚴格限制，以便讓其成功的幾率最大化，將國家的潛在損失降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