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加速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持此論者有祁龍威（當時署名“漢聲”）、牟安世等人。
祁龍威認為：洋務運動“促進中國社會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依據有二：首先，“洋務運動所練的軍隊及所舉辦的軍事工業，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第壹，受外國侵略者所控制，成為西方資產階級銷售過剩軍用器材，吮吸中國人民脂膏的‘好場所’；第二，只能夠用以鎮壓國內人民革命，而不能夠用以抵抗外國侵略”。其次，“洋務派發展的經濟企業，先是‘官辦’，後有‘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經營管理之權，操之於‘官’，直接與封建政權相聯系，為封建統治服務。這些企業在經濟上和技術上都對外國資本有緊密的依附關系，為西方資產階級對中國的經濟掠奪，增開了‘方便之門’。這就決定了它們的性質，乃是具有封建性、買辦性的官僚資本主義”。
牟安世認為：洋務運動加速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過程。首先，“在洋務運動時期，商埠由五口通商發展到三十六口通商。他們遍布中國沿海和邊疆，並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國內地”。這“實際上說明了不平等條約的網羅的擴大和中國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其次，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在這期間加強了他控制中國財政大權，洋務派在這個時期的外交活動也處處依賴洋人，執行賣國投降政策”。再次，“進出口貿易在不等價交換條件下逆差越來越大”，嚴重影響了國計民生。總之，“洋務運動時期乃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時期，洋務運動並沒有延緩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而是加速了它”。
2．延緩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此說以孔令仁、李時嶽、胡濱為代表。
孔令仁認為：洋務運動對中國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緩的作用。因為：中國之所以會淪為半殖民地，“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壹是打進中國的外來侵略者勢力太強了，另壹是中國太落後”。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認為淪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在這種厄運面前，各階級都有自己的態度”。“洋務派在抵抗態度上沒有廣大人民堅決，但他們搞洋務，發展資本主義，講求富強之術，改良軍備，從長遠觀點來看，實在是抵抗外國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雖然由於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績。但通過洋務運動，中國畢竟建立了壹支新式軍隊，出現了壹批近代企業，這支軍隊在抵抗外國軍事侵略上是出過壹些力的，這些近代企業在抵抗外國經濟侵略上也起過壹些積極作用。所以，我認為洋務派對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頑固派那樣起了推進作用，而是像廣大人民那樣起了延緩的作用”。
戊戌變法失敗原因
1、光緒帝和幾個書生的全變和大變的急進變革得罪了整個上層階級，包括知識分子， 廢除科舉堵住了某些知識分子的升官之路。 而日本則是穩健的改革 ；
2、戊戌變法和之後慈禧太後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壞 .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
3.維新派依靠無實權的皇帝，缺少中央地方的官員及民眾的支持，帝國主義與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封建勢力強大，代表民主資產階級維新派力量薄弱，無法與其抗衡，又加上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脫離群眾．
上面的兩個原因，以第壹條為最主要，下面仔細說壹下我的理由：
至於有人說失敗是因為“主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發展不徹底，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 。客觀方面，中國封建反動勢力太強大，嚴重阻礙 。”這個是教科書的標準答案，但卻是不符合事實的。其實，這裏的主客觀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這個問題，日本的封建反動勢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國還強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後，日本九州的封 建勢力就發起對新政權的武裝進攻。
1895年的甲午戰爭失敗後，1898年由光緒帝帝主持的戊戌變法維新應運而生。在教科書和主流媒體的影響下，人們基本上認為戊戌變法運動是慈禧太後鎮壓的，慈禧太後是阻礙中國進步的禍根。但真實情況並非如此。 甲午慘敗，老佛爺豈能無動於衷? 據費行簡《慈禧太後傳信錄》載，早在變法之初，慈禧太後即對光緒帝說：“變法乃素誌，同治 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以圖富強也。”“茍可致富強者， 兒自為之，吾不內制也。”光緒帝帝素怕慈禧太後，待到慈禧太後太後太後坦露心跡，抑郁頓釋，也就在 幾個書生的簇擁下放膽行動起來，恨不得把壹千年的任務在壹個禮拜之內便大功告成。欲速則不達，反而適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緒帝和維新派全變、大變的急進變革主張，造成整個社會結構的強烈震蕩，使許多與現存社會有利害關系 的社會集團和政治勢力覺得受到了威脅。百日維新期間，上諭達壹百壹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員都怨聲載道。光緒帝嚴懲阻撓變法的官員，樹敵太多。至於廢除八股改革科舉制度，又在龐大士人群體中引起普遍恐慌。
幾個書生的所做所為就要導致清朝的崩潰了，慈禧太後不得不走出來穩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變”的惡果。 在處理戊戌變法上，慈禧太後有功無過。慈禧太後當時要是真的要像武則天那樣有野心，那她為什麽不稱帝呢？因為種種原因，慈禧太後已經被醜化的不能再醜化了。
慈禧太後是支持改革的，這個由她自己主導的新政證明了這壹點，“前因中外積弊過深，不得不因時制宜，力加整頓。而宵小之徒，竊變法之說，為煽亂之謀。業經嚴拿懲治，以遏橫流。至壹切政治有關國計民生者，無論新舊，均須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廢食。”但處在那樣壹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她不具備有壹個最高統治者應有的知 識素養。她沒有主動吸納新知識的渴求和行動，因而在不少問題上表現出驚人的無知，如認為修鐵路破壞風水，火車要用驢馬來牽引等等（但這也不能全怪她，那個 時代的知識背景就是如此）。她的無知影響到她所支持的洋務運動和同治中興的實 績。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受教育水平和時代的局限性，她對事態的嚴重性、改革的 進程和目標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和通盤考慮，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動地調整政策。 在 新政實行後，還是犯了光緒帝主持的戊戌變法維新的冒進的錯誤，日本的維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太後用了8年。由於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導致政局不穩定，導致權力下放，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保路運動。 這裏強調壹下，清朝的滅亡不是因為通常說 的什麽腐敗，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躍進。這和當年蘇聯解體的原因相似，蘇聯解體不是因為腐敗，而是激進的改革。
從國際環境上。日本明治維新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末，當時世界還處於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奪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開始。而西方列強在東亞侵略的主要目標是地大物博的中國，加上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中國太平天國運動對西方列強力量的牽制，都為日本明治維新提供了壹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日本維新派本身也比較註意外交鬥爭策略，盡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間的矛盾。而清朝戊戌維新已經到了19世紀90年代末，世界資本主義已經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列強通過爭奪殖民地的高潮已經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畢。中國成了列強在東方爭奪的“惟壹富源”，出現了瓜分中國的狂潮。這時帝國主義列強絕不願意中國成為壹個獨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國際環境對中國維新運動很不利。
因為中國土地大，人口多，發展起來對其他國家不利，而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其他國家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無所謂好壞來評價他們的侵略行為。正是為了讓中國這個睡獅永遠也不醒來，西方對日本的改革維新大力扶持，而對清朝晚期的戊戌變法采取破壞行動。所以，從國家利益角度來說，西方抑制中華人民***和國的發展，從東西方第壹次碰撞就開始了，西方抑制中國的政策現在還在繼續，並在可預見的將來持續下去。西方對中國的抑制和中國姓封，姓資或者姓社無關的。而日本土地面積小，再怎麽發展也不會對西方構成嚴重的威脅，這也是為什麽西方自明治維新起就壹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壹個強大的日本控制中國的發展。
戊戌變法另壹個失敗原因
戊戌變法中袁世凱的告密是關鍵情節，傳統的說法是：因袁世凱告密而導致慈禧政變。究竟袁世凱怎樣告密？至今眾說紛紜，留下重重疑團。變法運動，從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舊歷）光緒下《明定國是》詔諭開始。接著新政上諭，如雪片飛下，頻頻頒發，而守舊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撓。新政無法實行，詔諭全成空文，兩黨形同水火，勢不兩立。七月三十日，光緒帝頒密詔給楊銳，囑維新派妥籌良策，推進變法。密詔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它？"光緒帝意識到將有變故，自己處在危險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維新派籌商對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帶出第二次密詔，令康有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康有為、梁啟超、林旭、譚嗣同等維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誦密詔，痛哭失聲，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鋌而走險，決定實行兵變，包圍頤和園，迫使慈禧太後交權。八月初三日譚嗣同夜訪法華寺，會見袁世凱，說袁舉兵殺榮祿，圍頤和園，對慈禧太後則或囚或殺。此後事情的發展有不同說法，傳統說法是：袁世凱是個兩面派，壹面假意和維新派周旋，騙得光緒帝封他為侍郎，另壹面看到慈禧的勢力根深蒂固，決定投靠舊黨。他用假話哄走了譚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請訓，當天乘火車回天津，向榮祿告密，出賣光緒帝和維新派。當夜，榮祿趕回北京告變。八月初六日晨，慈禧臨朝訓政，囚禁光緒，捕拿維新派，殺六君子，百日維新遂告失敗。
洋務運動
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後，中國跟世界的關系出現前所未見的改變。接連的外憂內患，使清政府及壹眾知識份子逐漸醒覺到必須要改變以自強。鹹豐、同治年間開始，清政府進行洋務運動，希望能夠“師夷長技以自強”，改良生產技術。各地先後引入外國新科技，開設礦業、工廠，建設鐵路、架設電報網，培訓技術人材；在軍事上亦建立了遠東最具規模的北洋水師。1894年至1895年發生甲午戰爭，清政府被日本打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證明只靠經濟上洋務運動未能根本改變中華人民***和國的落後。於是出現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面，包括政治體制上，進行變法維新的聲音。
公車上書
維新運動開始於1895年於北京發生的公車上書。當時齊集在北京參與科舉會試的十八省舉人，收到《馬關條約》中，中國割去臺灣及遼東，並向日本賠款二萬萬兩的消息，壹時間群情激動，4月， 康有為、梁啟超作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及變法的主張，得到壹千多人連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舉人及數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門前要求代奏。因為外省舉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車接送，事件亦被稱為公車上書。雖然公車上書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實質的後果，但卻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議政團體。當中由康、梁二人發起的強學會最為聲勢浩大，更曾壹度得到帝師翁同龢、南洋大臣張之洞等清朝高級官員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