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它是社會文明轉型在翻譯研究中的反映。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人類社會逐漸開始了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變。65438年至0972年，聯合國發表了著名的《人類環境宣言》，將保護自然環境上升到全人類關註的高度。中國也開始關註生態環境，並相繼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政策和科學發展觀。在這種背景下，“生態”維度進入包括翻譯研究在內的諸多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是時代發展的自然體現。
其次，它是現代哲學轉型的必然結果。20世紀以來，思想哲學領域發生了從主客二分向主體間性、從中心向整體觀念的轉變。20世紀60年代，法國哲學家雅克·德裏達提出了“中心”可以在結構內外的重要觀點，從而“中心不是中心”(德裏達1967)。20世紀70年代，挪威生態哲學家艾倫·奈斯提出“深層生態學”理論，將生態學引入哲學和倫理學領域，提出了壹些重要的生態哲學思想(Naess 1973)，隨後美國生態哲學家大衛·格裏芬等人的發展，這壹過程表明，當代哲學正面臨著從認識論到本體論、從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整體主義的轉變。正是這種哲學轉向打開了“翻譯生態學”視角下翻譯研究的視野和思路，形成了生態翻譯學的研究路徑。
生態翻譯學的產生和發展既有全球因素，也有中國因素。既有外因，也有內因；既有客觀因素，也有人為因素；生態翻譯學產生於新世紀之初，這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