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法律是道德的底線”，但現實中很多情況下，往往是在道德陷入困境之後，才想到用法律來尋找底線，而不是先用法律來設定空間，剩下的交給道德。很多人在國外填寫各種資格申請表，有的國家列出的項目非常詳細，千奇百怪，比如“妳有沒有吸毒史”、“妳有沒有酗酒史”、“妳支持同性戀嗎”...在我們看來，這類問題可能很難得到壹個真實的答案，但實際上正是基於這些條件才能得出壹個具體的信任判斷，而壹旦發現出事後有事情隱瞞，法律就可以出面嚴厲解決。
法律的確有滯後性，但也有很強的確定性。“羅爾事件”後，從慈善法中個人募捐與個人求助的區分，到民法、合同法、刑法中欺詐的界定與處置，很多法律專家都提供了詳細的分析。可以說，現有的法律其實完全夠用，只是沒有被積極利用。很多不規範的個人求助最終導致社會信任之痛的原因，就是沒有發揮法律作為社會行為疫苗的作用，沒有把“難聽的話裝在腦子裏”。最後，他們依靠道德的免疫功能痛苦地治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