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罪名，如尋釁滋事罪、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也存在類似問題。比如，新刑法雖然將許多瀆職行為具體化為其他犯罪，但仍然保留了瀆職罪，導致不構成其他犯罪的瀆職行為仍然被納入這個“口袋”。結果不僅沒有達到立法的初衷(保護人權)，反而法典臃腫。真正實現良性的刑事法治，立法只是第壹步，觀念的轉變、執法機制和執法環境的完善同樣重要。與立法相比，後者甚至需要更多的時間來產生。同時，我們也不必對立法的完善過分樂觀，但要充分認識到社會時代特征對法律在生活中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罪刑法定”保障人權的要求，通過根深蒂固的法律精神和文化，優化法律的解釋和適用。畢竟法律的明確性是有限的。比如刑法中的誹謗罪，在實踐中產生了壹定程度的“口袋罪”效應，但什麽是“誹謗罪”在立法上恐怕並不明確，更大程度上取決於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