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在啟蒙運動時期，人們開始了解精神疾病的存在，以及面包價格與犯罪率的關系(雨果的《悲慘世界》中冉阿讓因偷面包被判5年監禁，這是啟蒙運動前常見的刑罰)，這讓人們認識到犯罪並不是自由道德選擇的結果。壹些開明的歐洲國家元首，包括18世紀下半葉哈布斯堡王朝的約瑟夫二世，甚至廢除了死刑。
普魯士的普通法法典1794被歷史學家視為“刑法中啟蒙思想的總結”。該法典廢除了體罰，並縮小了死刑的適用範圍。公開處決死刑犯的傳統也已經結束。19的40年代，資產階級內部曾發生過壹次關於廢除死刑的激烈爭論。盡管1851普魯士刑法典新法典中並未廢除死刑，但這些爭議確實給司法界帶來了更多對審慎和公正的考量，出現了更多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的案例。
財產罪——只要不涉及殺人，就不再判死刑。到19世紀中葉，死刑完全停止了。在普魯士從1868到1878，沒有執行死刑。
然而，啟蒙者沒能爬上理想的階梯，德國廢除死刑的鬥爭從1978開始了重大轉折:俾斯麥復活了普魯士的死刑傳統，處決了壹名密謀刺殺德皇的水管工。死刑是俾斯麥統壹振興德國的野心不可或缺的工具，信奉“鐵血”，當然也伴隨著其他嚴厲的刑罰。因為他的對手左派社會民主黨也支持廢除死刑，俾斯麥把支持死刑和反對社民黨聯系起來，贏得了敬畏左派的民眾的支持。
廢除死刑成為自由主義和左派的標桿，支持死刑則成為支持主權、權威、反對自由主義信仰(如寬容、參與、個人自由)的象征。關於廢除死刑的爭論偏離了刑法的倫理討論，成為政治派別之爭。
此後，魏瑪* * *和美國繼續這壹爭論，主張廢除死刑。自由派做出了妥協，未能堅持在憲法中廢除死刑。不久，納粹第三帝國“自由地”擴大了死刑的使用。
事實上，俾斯麥的勝利不僅標誌著自由主義的失敗，而且恰逢壹種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興起。啟蒙和屏蔽啟蒙總是齊頭並進的，雖然世俗化——理性化讓人放棄了用死刑懲罰靈魂的想法。19的90年代，優生學和犯罪遺傳學的理論給了支持死刑的新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