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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諫太宗十思》中作者表達的中心思想是什麽?800字

魏徵在《諫唐太宗十思》中諫唐太宗的十思,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面,即儉、謙、慎、正、明。五個方面大多側重於個人道德,在今天有很大的局限性。應該說,對個人道德的要求在“人治”的社會中意義重大,也暴露了其致命的缺陷。這是因為即使個人品德很好,也不壹定能治理好國家。比如清朝的道光,生活簡樸,但在他的任期內,中國逐漸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沒有制度和人民的約束和監督,把搞好國家、改善人民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君主的個人品德上,真的是壹種幻想。唐代吳京所著《貞觀顯貴》總結了貞觀時期“人治”的經驗,其中有許多關於君主人品好壞與國家安全、百姓生死之間關系的論述。“做壹個君子,首先要拯救人民。如果妳損害人民為他們服務,妳還是會砍股份來吐槽,妳會死的飽飽的。如果妳在這個世界上是安全的,妳必須首先把自己擺正。不正則患,患者治。”(貞觀政治家卷壹,君道第壹)君主制度的“為君之道”,其實就是“獨裁”。君主權力很大,只按個人好惡辦事,不按“規矩”辦事。個人的道德水準影響著國家的存亡和人民的幸福與不幸。所以“人治”有很大的不穩定性。“貞觀九年,唐太宗說,朝臣曰:‘昔京師初平,宮中美女稀少,院中無不滿。煬帝的欲望還是不夠,除了東方和西方,他別無所求。他窮兵黷武,百姓不堪,導致他家破人亡。”(《貞觀政治家卷壹·政體二》)把國家的興亡、人民的生死歸結於君主的人品好壞,但只看到了問題的結果,沒有觸及問題的根源。君主政體的本質是“人治”,其基本特征是把人民當作臣民(聽話的人和善良的人),正如馬克思所說:“在君主政體中,全體,也就是人民,從屬於他們的壹種存在方式,也就是他們的政治制度。”(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280-284頁)自從人民成為了附庸,君主對人民的關心就變成了“仁慈”(其實這是人民應該享有的權利)。相反,“在壹個民主國家裏,國家制度本身就是壹種規定,也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在君主政體中,是國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度下,就是人民的國家制度”(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280-284頁)。“民主是多數人的統治。只有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選舉才能說是民主選舉。只有按照普選,由全體居民選舉產生的委員會才是民主委員會。從民主的普遍、基本和最低原則出發,毫無疑問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列寧:立憲民主黨與土地問題(1912)《列寧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2月1990,第53-54頁)當然,很難要求壹個君主制國家的統治階級對“人治”的弊端有正確的認識。“人治”的結果是君主的個人行為決定了國家的興衰和人民的疾苦,這不能不說是對君主制度的嚴重傷害。因為封建社會的君主把個人看作國家,對君主的忠誠等於愛國,所以“愛國”大臣也把勸諫君主提高個人道德修養作為治國的重要問題。”咨詢博士魏徵對他說:“古代聖賢的大師都接近身體,所以他們可以遠離壹切。昨日,楚聘戰赫,問其治國之重。詹賀修身養性是對的。楚王問如何治國?戰和曰:“未聞身治者,國之亂也。”陛下所知,與古意相同。"(《貞觀政治家卷壹·君道第壹》)把國家的混亂綁在君主的修養上,而不是加強對制度和人民的監督,是很難維持國家的長治久安的。也許有人會說,封建社會有“法治”,但這種“法治”往往是針對“劣等人”(“劣等人”包括臣民、政敵等。).而且法律通常是幾個人在密室裏商議的結果,並沒有得到公眾的認可。君主的言行已經成為國家的意誌,卻沒有及時有效的機制來監督,更不用說糾正了。”貞觀二年,唐太宗問黃門侍郎王曰:“今君臣治國,何以不如古?”是的,王鄭偉,古代皇帝,總是很安靜,以人民的心為他的心。到了近代,只是損人利己,任命的大臣都不是有本事的人。韓家的宰相都精通。朝廷如有疑義,則引經據典,使人知倫理道德,治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涉法。儒家既吃虧又沒風度。“太宗的話很深刻。此後,百官中,不乏品學兼優、通曉政治體制者,紛紛增級,積累遷徙。"(《貞觀政治家卷壹·政體二》)強調道德自律甚於法律規定,視“禮”為人們言行的規範,所以教育尤為重要,但能接受教育的人畢竟是少數,從而形成了鮮明的階層,普通人很難參與政治制度的建設。用“禮”代替“法”,模糊了“人情”與“規則”的界限,弊端顯而易見:“在民主制度下,法律是為民而存在,而不是為民而存在;在這裏,人的存在是法律,而在其他形式的國家制度中,人的存在是由法律規定的。”(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280-284頁)魏徵和唐太宗曾經有壹段“船”和“水”的對話:“貞觀六年,太宗。既然我在九重,我看不到世間萬物,所以我是妳的耳目。不要以為世界上什麽都沒有了,世界就太平了,就沒有意義了。可愛不是君子,牛逼不是人。天子,有道則人之優先,無道則人之棄之,令人敬畏。魏徵對他說,‘自古喪國之人,居安思危,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四海,內外清廉,能註重法治,常居深位,國史,自然靈長目。也聽過壹句老話:“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覺得很牛逼,就像聖旨壹樣。”(《貞觀政治家卷壹·政體二》)引“君者,周也;人,水也。古語有雲,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勸誡唐太宗正視人民的力量。但是,魏徵這種認知的出發點可能並不正確,因為他只是把人民作為壹個整體來看待君主制度中的人民,君主作為壹只船永遠在水面之上,而人民作為壹只水處於從屬地位,與其說是船應該敬畏水。所以馬克思說:“民主是君主制的真理,但君主制不是民主的真理。”(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280-284頁)如果把人當作獨立的主體,把人民主權作為政治合法性的終極基礎,就不會有“船”和“水”。資料來源:晚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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