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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社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體制轉型問題壹直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關註,但在今天,顯然有必要從更廣更深的視角重新審視俄羅斯體制轉型這壹話題。?

這裏所說的“俄羅斯體制轉型”是指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壹黨壟斷的傳統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和民主法制社會的歷史性轉變。總的來說,從10年2月蘇聯解體至今,已經1991年了。這10年的實踐,無論是對社會轉型問題的橫向比較,還是從歷史延伸的縱向分析,都提供了壹定的積累。十年的歷史沈澱多少讓人們有了壹個相對冷靜的心態,對俄羅斯體制轉型做出了壹個比較客觀的判斷。?

近年來,無論是俄羅斯本身還是國內外學術界,都發表了許多關於這壹課題的重要著作和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為研究轉化問題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材料。其次,就俄羅斯體制轉型問題本身而言,在當前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就俄羅斯本身而言,隨著普京總統的執政,壹場反思過去、重新定位未來的過程自然正在俄羅斯政壇展開;就國際社會而言,以蘇聯解體為最終標誌的冷戰體系解體已經過去了十年,後冷戰時期的大國關系已經到了非常關鍵的時刻。幾乎所有主要國家,尤其是美國,都在進行壹場全面的外交政策辯論。在判斷美俄關系和其他大國關系的未來走向時,不可避免地會提出俄羅斯體制轉型的問題,這需要正確判斷。最後,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的成功並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全面看待俄羅斯的體制轉型,尤其是在中國面臨新壹輪對外開放和深入考慮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俄羅斯社會轉型的發生、路徑和未來走向。?

第壹,俄羅斯體制轉型的發生。

俄羅斯體制轉型問題包括轉型的動因、前提和啟動方式。轉型的動因是俄羅斯從1992全面從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和西方式民主體制轉型有壹系列深刻的原因。這個問題的另壹個表現就是蘇聯為什麽解體。轉換的前提是指1992開始的系統轉換是在什麽樣的先前系統基礎上發生的問題。換壹種方式,就是什麽樣的社會隨著蘇聯解體而終結的問題。轉型的啟動方式是指上世紀90年代初俄羅斯的社會轉型是從制度的重大變革開始的,那麽為什麽這樣的變革會以這樣的方式發生呢?顯然,上述背景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葉利欽時期體制轉型的路徑選擇。?

首先我們來看1992葉利欽體制的由來,這與蘇聯解體的原因密切相關。雖然關於這個問題的著述已經數不勝數,但如果從更客觀的角度做壹個鳥瞰式的總結,大概可以看到以下幾個方面:第壹,我們把蘇聯解體看作是20世紀最後幾十年國際社會壹系列重要變化的結果,包括市場化和民主化浪潮的擴大, 包括蘇聯在軍備競賽中失去權力,包括東歐劇變、德國統壹等重大國際事件,也包括蘇聯式的傳統。 第二,把蘇聯解體看成是蘇聯70年歷史的結果,或者看成是壹個帝國在更長的過程中興衰的自然過程。從這個角度分析,既包含了“過度擴張必然導致滅亡”的帝國興亡邏輯,也包含了在東西方文明交匯的背景下,俄羅斯歷史的獨特性尚未找到壹種制度化的現代表達方式,使其能夠屹立於先進民族之林。第三,蘇聯解體被視為現代化進程中壹系列社會轉型的自然表現。這種積極的說法主要來自西方學者,包括: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赫魯曉夫在斯大林之後開始的改革進程的自然延續;是在壹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傾向於西方文明等等的壹個環節。最後,著重從偶然事件,或者從宏大結構中的某個方面或某個要素來描述蘇聯解體。比如從1991 8.19事件甚至從戈爾巴喬夫的人格心理;比如前蘇聯的既得利益集團希望通過制度變革實現個人所有制以保證個人和集團的利益等等來分析蘇聯的解體。有人認為,如果避免了這些偶然事件,那麽也許蘇聯的解體完全可能以另壹種方式或者在另壹個時間出現。?

也許十年的時間不足以對蘇聯解體做出全面的分析,但似乎以上四個方面的任何壹個都不能成為蘇聯解體的最終原因。比較現實的判斷是從這四個方面的相互交融和綜合中得出結論。似乎任何壹個宏大社會的歷史變遷,都只能在更復雜的分析框架中尋找。?

與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體制轉型密切相關的另壹個問題是轉型的前提,即如何確定蘇聯解體前的社會形態。綜合起來,我們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來觀察。第壹種方式是劃分傳統意識形態,即把解體前的蘇聯社會形態認定為社會主義。這種認同不僅是前蘇聯憲法法律制度的規定,也是西方學術界的普遍認同。問題是,在前蘇聯的最後幾十年裏,壹個在利益劃分上傾向特權階級,在資源分配上絕對優先軍事重工業,在意識形態上僵化落後於時代發展,同時在對外關系上以擴張和霸權為政策原則的國家,是否可以簡單地視為“社會主義”?也許人們從未忘記,當年中國把前蘇聯稱為“社會帝國主義”。鄧小平同誌之所以提出要研究“什麽是社會主義”,其中就包含著對蘇聯的懷疑。總之,前蘇聯的解體不能簡單等同於人們所向往的公正、進步、繁榮、和平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蘇聯解體不是也不應該被視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終結。第二種方式是從政治學的角度判斷前蘇聯的社會格局。俄羅斯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壹個普遍的觀點是,從前蘇聯體系向後* *資本主義體系的過渡很早就開始了,最晚可以追溯到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時期。就戈爾巴喬夫時期而言,有人稱之為後唯物主義的威權主義時期,也有人稱之為“橫向上日常政治領導和管理的非極權主義與縱向上確保功能和價值統壹的新極權主義的結合。”無論以哪種方式表達,戈爾巴喬夫社會形態的特點都是:第壹,民主轉型沒有任何可靠的社會結構基礎支撐;第二,極權主義的傳統結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全廢除。新老交替中有老是必然現象。正是由於客觀存在著這樣壹種復雜的結構關系,戈爾巴喬夫時期以及隨後的體制轉型才有了發展的各種可能性和選擇性,並不是某些西方人所設想的那樣。蘇聯解體後,這個地區將不可避免地傾向於西方式,尤其是美國式的民主和市場經濟。?

現在我們來看看系統改造的初始模式。值得壹提的是,近年來對前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研究,相當強調這種普遍轉型過程中的民族差異性和特殊性,甚至認為這種差異性和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社會轉型的方式和取向。從比較的角度來看,前蘇聯的體制轉型是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下進行的,沒有出現前南斯拉夫那樣的大規模戰爭局面,這是由於前蘇聯——俄羅斯的特殊條件。首先,前蘇聯是壹個擁有超級核武庫的大國。單從這個角度來說,西方國家不希望看到這個國家發生重大事件導致動蕩甚至核災難。同時,在蘇聯傳統意識形態日益面臨危機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開放”運動,甚至更古老的反斯大林運動,對* * *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起到了極大的破壞作用,尤其是使傳統意識形態逐漸無法發揮其維護傳統體制的作用。廣泛而深刻的信仰危機確實存在,很少有人願意為自己的信仰發動暴力鬥爭。即使在19918.19事件中,“八人委員會”也不敢輕易動武,客觀上使得意識形態對抗在蘇聯解體這樣大規模的社會劇變中很難轉化為社會對抗。第三,由於蘇聯解體期間的社會巨變,前蘇聯的精英們通過各種渠道和手段(如各級政府留用)重新獲得了社會地位,重新控制了社會財富的分配渠道(如私有化),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往往再次成為私有化的企業主。社會管理通過這種方式保持了相對穩定,大大降低了全面動蕩的可能性。最後,民族孤立主義在俄羅斯的滋長,並不想成為前蘇聯帝國中的領導民族,只想維持現有的邊界;我們沒有輕易推動單語移民的傾向,而是盡力保持各民族的相似性,使得俄羅斯沒有和其他民族發生類似前南斯拉夫那樣的交火。?

像前蘇聯這樣與西方高度對抗的超級大國,在西方的壓力下,以基本和平的方式完成了社會制度的根本轉變,這在國際關系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先例。對這壹問題的研究還需要更詳細、更深入的探討,但無論如何,和平轉型現象為俄羅斯轉型進程的發展提供了決定性的條件。?

二、俄羅斯體制轉型的路徑選擇?

如果把俄羅斯的制度轉型看作是壹個制度變遷的過程,那麽這個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就是壹個重要的問題。路徑選擇問題不僅反映了壹個國家對體制轉型中模式選擇的判斷,也反映了對轉型中模式選擇與當地環境關系的認識深度。也就是說,路徑選擇問題不僅提出了選擇哪種先進制度模式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所選擇的制度模式是否適合具體國情的問題。?

當葉利欽大力推行從1992到1.2的“休克療法”政策,在緊縮銀根的前提下,在較短時間內大幅度開放物價,推進貿易自由化,自由兌換盧布,快速推進國有企業私有化時,人們普遍認為俄羅斯的制度轉型做出了“新自由主義”的路徑選擇。政治上,為配合經濟自由主義政策,葉利欽大力推行多黨制,推行新?媒體自由化的政策,以及至少以普選的形式更換國家領導人,應該被認為是葉利欽試圖通過政治民主化為經濟自由化創造環境。甚至在外交上,葉利欽也曾設想通過當時以美國為首的對西方壹邊倒的政策,發展與西方國家的關系,通過內部改造和親西方的對外關系,爭取“回到北半球的民主社會”,“成為民主國家的壹員”。從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乃至外交戰略設置等方面,俄羅斯無疑都以自由主義原則作為路徑選擇的基本取向。這壹點在國際國內學術界是沒有爭議的。?

問題是,俄羅斯從自由主義路徑選擇的十年轉型達到了壹個什麽樣的結果,還是壹個階段性的結果?這是壹個值得觀察的問題。?

先看經濟體制。在“休克療法”實施近十年後,即使是俄羅斯的激進自由主義者也尖銳地批評當前的制度,這是非常令人驚訝的。雖然他們仍然在資本主義的範疇內描述俄羅斯目前的經濟形態,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範疇之前,加上了各種限制,把俄羅斯目前的經濟形態稱為等級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寡頭資本主義或者犯罪資本主義等等。在這樣的體制下,誰在資產占有和經濟決策上占主導地位?壹種觀點認為,政府官僚在整個經濟體系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無論是市場運行規則還是市場份額的切割,政府官員仍然起著主導作用,而企業家和商人基本上被忽略。特別是在普京總統加強中央管理的背景下,這壹觀點得到了加強。另壹種觀點認為,俄羅斯迄今為止的經濟運行主要依靠大型壟斷集團。壹方面,俄羅斯獨特的國情(如幅員遼闊、自然資源豐富)決定了壟斷集團形成的便利性;另壹方面,90年代初的私有化政策也極大地促進了寡頭財團的形成,這些寡頭財團通過低價收購國有企業,占據商業銀行代替國家發放貸款的特殊地位,形成產業金融集團。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葉利欽時期的經濟和政治運行基本依靠寡頭,而普京時期寡頭的作用受到阻礙,但影響力仍然巨大。第三種觀點認為,在目前的過渡階段,很難確定誰起主導作用。他們認為,當前的資源配置和經濟決策完全是在各種利益集團關系的博弈過程中完成的。認為這種情況在普京取代葉利欽後有所改善,“國有化”的進程比“私有化”的進程更占上風。但是,從制度安排的角度來看,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還不是很清晰,利益集團與政府的關系還在發展變化中。?

即使從目前關於俄羅斯經濟體制的爭論中,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壹些值得註意的特點:第壹,雖然俄羅斯的憲法制度已經明確規定尊重私有制,但在俄羅斯實際經濟運行中的產權邊界仍然非常不明確。軍事部門占國民經濟絕大多數的基本事實阻礙了產權的分化和重組;俄羅斯官僚利益集團非常善於在市場轉型過程中使“私有化”政策適應個人或小團體的利益,這也使得明晰產權變得相當困難。第二,現在的體制運行很像19年末、20世紀初的俄羅斯經濟模式:當時俄羅斯官僚與企業家、商人混雜,“公私不分”;整個社會彌漫著對商人階級和商業精神的極度懷疑;現代化的進程對國庫提出了無節制的財政要求,使得國家對企業有非常迫切的稅收需求,客觀上限制了企業的自由發展。也有人認為,俄羅斯目前的情況有點類似西方國家從大蕭條到“羅斯福新政”的過渡階段,需要國家擴大需求,刺激經濟。但由於俄羅斯對世界經濟的過度依賴,新的壟斷格局的形成,政治力量和資本的合流,政府對金融業的寄生,大量中小企業的出現,甚至農業土地的私有化,真正的“新政”的到來還需要時間。

與大多數南歐、拉美和中東歐國家的社會轉型過程相比,俄羅斯體制轉型的路徑尤為突出。以上國家,壹般來說都是遵循這種路徑選擇:?

首先,在“國家守夜人”發揮作用的前提下,是在民主力量相對合作的基礎上,改造古典市場觀念,推進市場化;具體來說,雖然各國的過程不盡相同,但總的來說,都是先進行激進的民主改造,建立民主制度,然後在社會領域進行不同程度的改革,以保證經濟再分配的有效性,並盡量使之成為民主制度的社會基礎。很多國家最後只推進經濟領域的結構性改革。另壹方面,俄羅斯則相反。葉利欽首先倡導“讓人民富起來,讓人民窮起來”的原則,大大削弱了國家對整個體制改造的監督。其次,在沒有上述壹系列準備的情況下,在產權制度、經濟體制等領域推出了壹攬子綜合改革;尤其是因為俄羅斯這個極難駕馭的大國的這壹系列重大變化。這樣,體制轉型就必然以“自由主義”的方式切入,以“犯罪的、寡頭的、官僚的等級資本主義”告終。?

當然,還有壹個問題值得探討,那就是,從表面上看,或者按照西方90年代初的普遍評價,俄羅斯已經實行了“民主改革”,為什麽不能使經濟體制轉軌更加順利?這涉及到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俄羅斯政治體制改革的評價。?

類似於對俄羅斯經濟體制的評價,越來越多的國外學術界同仁,包括自由主義理論家,在對“民主體制”、“權威體制”、“混合體制”的評價中,傾向於選擇後者,即混合體制,來定義俄羅斯政府體制轉型的現狀。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俄羅斯當然實行了普選和言論自由。班實行多黨制,但許多學者仍不同意簡單地用“民主制度”來形容當今的俄羅斯政權。壹是選舉制度仍然大量涉及政治技巧、“退位”和其他非選舉因素;二是因為當今俄羅斯的“言論自由”大多是“有管理的言論自由”;第三,俄羅斯目前的政治運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非政黨的形式進行的,現有的政黨缺乏相應的穩定的社會利益集團作為基礎,因此俄羅斯的政黨制度還處於成熟的過程中。因此,不能簡單地用“民主制度”來定義俄羅斯政治制度的現狀,這是有意義的。同時,俄羅斯的政治體制也不是簡單的權威體制。從成文法的角度來看,俄羅斯總統擁有的權利遠多於美國、法國等總統制國家,但在實權運行過程中,俄羅斯總統本人會受到諸多制約。至於“寡頭體制”的定義,不僅是因為寡頭集團在俄羅斯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並不穩固,還因為寡頭與政府、寡頭與人民的關系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不能簡單地用“寡頭制”來定義俄羅斯的政治制度。?

之所以采用“混合制”這壹範疇來定義俄羅斯現行的政治體制,並不是因為俄羅斯的政治體制格局混亂不堪,難以描述。其實它還是有壹些值得關註的突出特點的。首先,就俄羅斯的政治體制而言,它確實同時具有民主、權威和寡頭的壹些特征,我們不能簡單地否定其中的任何壹個。需要註意的是,俄羅斯寡頭集團,以政府為背景,以壟斷的國有大企業為根基,整體上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即使威懾了壹部分,但從全局來看,無論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資金的集中度,甚至政治影響力,如果全部斬斷,壹個不能,壹個不利。就“權威體制”的泛化而言,我們確實應該註意到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在俄羅斯政治管理中的至關重要性,而且往往總統是立法權和行政權的結合體。甚至我們也不應該簡單地否定用“民主制度”這個範疇來定義俄羅斯的制度現狀的合理性。至少,形式民主對遏制威權和社會兩極分化有壹定作用。其次,用“混合制”來定義當前的俄羅斯政治體制,有其特殊的含義:第壹,目前各類政治利益集團(包括官僚集團和寡頭集團)和各類政治派別(包括“右聯盟”形式的自由派、* * *生產黨形式的反對派和“團結黨”形式的中間派)都未能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原則上,俄羅斯的政治結構是“兩極化”的;第二,目前,俄羅斯政治結構中的各種政治設施、各種利益集團和各種政治派別仍然缺乏壹種相互的壹致性。盡管在葉利欽和普京時期,各種政治安排被用來加強俄羅斯政治體系中“極”、“派”、“面”之間的內在壹致性,但這種努力的效果似乎仍在體現過程中。?

從十年轉型的漫長過程來看,我們從“新自由主義”的路徑中得到的是壹個“混合制”(階段性)的轉型結局,這或多或少是壹個戲劇性的結果,或者至少是壹個讓當年做出路徑選擇的決策者感到意外的結果。?

三、俄羅斯社會轉型趨勢?

俄羅斯經濟學家、現任政府經濟顧問弗拉基米爾·毛(Vladimir Mao)早年曾將俄羅斯的轉型與拉美國家的制度轉型進行過比較。他的結論是,俄羅斯的自由主義制度轉型很可能陷入反自由主義狀態,以民粹主義告終。他的理由是,俄羅斯和拉美國家壹樣,有著從自由主義向民粹主義轉變的共同背景:壹是自由主義指導下的經濟結構二元化趨勢往往會轉化為激烈的社會矛盾;第二,在缺乏民主傳統、政治設施不穩定、政黨實力相對較弱的條件下,民粹主義相當容易產生;再次,民粹主義的壹個重要前提是,在改革的口號下全面推行緊縮政策,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反對;第四,民族主義是在外部反對派政治壓力下崛起的,民族主義往往是民粹主義的盟友。?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普京治下的俄羅斯體制轉型越來越呈現出與早年自由主義體制不同的方向。盡管普京仍在堅定地推行自由主義方向的市場化改革,但他顯然越來越強調“政府守夜人”的監護作用;雖然普京壹直沒有放棄政治民主的口號,但可以看到的是越來越多的“管理民主”;普京的外交雖然依然關註西方,但他強調“重返歐洲”,加強與東方國家的關系,顯然包含了反對美國單邊主義的歐亞取向。?

或許,從俄羅斯十年的社會轉型中可以得出的壹個結論是,簡單判斷非歐美文明背景的國家(尤其是大國)可以通過制度變遷成長為歐美市場經濟和民主國家是沒有根據的。制度轉型的過程比任何非社會系統的輸入或輸出都要復雜得多,更加註重模式選擇與當地環境的互動和相互適應可能是制度轉型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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