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法律概念應該有壹個倒置，政府是法律的工具。法治社會為什麽需要政府？因為我們想建立壹個政府，讓官員執行法律，保護法律。所以在法律和政府之間，政府是工具，法律是至高無上的主人。
當然，另壹方面，說法律在某種意義上是工具也是對的。即首先要承認政府是法律的工具，政府和人民都要站在法律之下，平等接受法律的管轄。在這個前提下，政府為了管理社會，不得不把法律作為管理社會的工具。所以說法律是政府的工具是有條件的，它的條件是政府首先是法律的工具。從次要意義上來說，可以說法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政府的工具。同時，我們更有理由說，法律也是每個公民的工具。我們用法律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排除他人的侵害，用法律引導和監督政府，讓政府更好地履行法定職責。
過去我們失去了前提，只強調法律是政府的工具。因為這種觀念，有壹種傳統認為，官員年齡越大，越不受法律約束，觸犯法律後，社會對他毫無辦法。
法律工具主義的第二個概念是強調法律只是工具，法律只不過是工具。這很危險。法律在某種意義上是壹種工具。是什麽工具？它是社會用來保護每個人合法權利的工具。但問題是，法律不僅是工具，更是正義的體現，正義是我們的理想。
因此，在法治觀念中，法律是不可背叛的。過去，由於法律工具主義觀念的流行，相當壹部分人對法律采取機會主義的態度。即使法律對我有利，我也會服從。
它；如果法律對我不利，我會繞過它，甚至踐踏它。在健全的法律觀念中，法律不僅是壹種工具，而且代表著我們的價值、壹種社會理想的生活狀態和基本的道德倫理原則。不允許放棄、背叛、踐踏，執法時不允許討價還價。
“法律工具主義”是壹種具有“人治”思維模式的法律觀，因為任何物體，只要成為工具，就需要被運用自如，需要為工具操縱者服務；相反，當“工具”阻礙了操作者的目標時，操作者就會放棄它。當人們將法律定位為任何意義上的“工具”時，它在現實中就不可避免地被人為地甚至任意地切割和選擇。“抓人總要有個罪名”是“法律工具主義”在實踐中的典型應用。“法律工具主義”在壹定程度上是當今中國法制建設的壹大障礙。
如果司法行為建立在“法律工具主義”的基礎上，那麽人們提起法律，首先想到的就是“打擊壞人”，這是刑法和刑罰，而不是正義，破壞了法律的嚴肅性和統壹性。因為只要允許壹些人把法律曲解為攻擊“壞人”，那麽“壞人”也可以把法律曲解為攻擊“好人”，而道德上的“好人”和“壞人”往往沒有外在的標準。實際上，運行良好的法律可以形成壹種行為預期，讓公民知道自己的行為能達到什麽效果，從而達到揚善避惡的目的。而“法律工具主義”恰恰缺乏這種功能，會讓人對具體行為失去正義的追求。當正義無法在行為中實現時，追求正義的動機就可能轉化為追求身份標簽，因為“法律工具主義”讓人覺得地位越高，擁有的“法律工具”越多，就會越好。
雖然法律是通過法定程序制定的，但當法律被用作工具時，壹些官員不會把法律當作最權威、最莊嚴的規範來遵循。現實中的反映是，當壹個案件變得壹團糟時，就要看哪些法律條文可以作為“工具”來充當“尖刀”。因為依法辦案需要復雜的程序、當事人之間平等的權利和機會以及諸多法律的監督和限制。往往在實踐中，充當“尖刀”的是領導的意見，雖然往往這種意見並沒有明顯違反法律最基本的原則。海寧政法委書記說:“總要收費的，確切的要以抓的時間為準。”就是壹個典型的例子。這反映出，盡管中國的法制建設取得了壹些進展，但在許多地區和不同層面上，棄法、逃法的現象仍然存在。
法律是工具的觀念，往往讓人覺得法律是用來治理人民的，法律的執行是官員說了算，是否合法取決於領導。這種擁有執法和司法權的官員在辦案時藐視法律，只服從行政長官的意誌，迫使公民無法建立對法律的信任，從而形成了對法律不信任的社會氛圍，在壹定程度上助長了全社會普遍存在的輕法狀態。
“法律工具主義”的概念在我國有著傳統的歷史。古人曾將其描述為“法律，規則。”也就是說，統治者可以把法律當作工具和玩具，可以隨意解讀和使用。而這個概念在當前的普法工作中也經常有意無意地出現。許多法律文本都談到法律的概念和本質，即“法律是由國家制定或承認的，由國家強制力保障的行為準則，是統治階級意誌的表現，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調整社會各階層利益的手段”。雖然法學界對這壹定義進行了修改，但在壹些法律宣傳、法律考試輔導用書和中小學教材的法律知識中仍能看到這壹定義。這些說法很容易讓人對法律產生誤解，讓人對法律產生陌生感和疏離感。
“法律工具主義”的觀念與現代法治理念格格不入，而中國法制步伐緩慢的原因與這種觀念密不可分，甚至成為法制健康發展的障礙。因此，人們不僅要在意識上摒棄“法律工具主義”的觀念，還要警惕現實執法中“法律工具主義”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