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底，李嘉誠被中央電視臺評為年度特別經濟人物，以表彰李嘉誠先生多年來對社會公益事業的特殊貢獻。李嘉誠先生表示，將把個人資產的三分之壹，約480億元，捐給李嘉誠社會福利基金會。李嘉誠先生為中國企業家樹立了榜樣。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再次成為全社會關註的熱點話題。毫無疑問，呼喚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公民意識的覺醒，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和企業進步的標誌。當前，在我國社會分層日益分化，形成多個利益集團的背景下，人們更加關註社會的整體和諧，強調公民的責任，呼籲不同社會群體對社會的責任。與此同時，壹些企業發生的負外部性(如吉林石化汙染事件、多寶魚、龍口粉絲等壹系列食品安全事件)越來越影響到人們的切身利益，活生生的事實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註和思考企業的社會責任。
談到企業社會責任，我們有必要明確界定企業社會責任的範圍，避免大談社會責任。回顧我國不同類型企業的歷程，可以看到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構建企業社會責任方面各有側重。
對於國企來說，在計劃經濟體制時代，企業辦社會是常事。除了生產經營責任，企業還應承擔員工的生老病死等壹系列福利保障。所以企業辦幼兒園、學校、醫院等公益事業。壹個三四萬人的大型國企，往往要承擔幾十萬人的生活問題。企業辦社會給國有企業帶來沈重負擔，嚴重影響企業發展。“企業辦社會”的本質是讓企業為壹小部分人承擔無限責任，企業的有限資源消耗在為這壹小部分人提供的無限責任中。我國加快國有體制改革步伐後，原本由企業承擔的社會職能從企業中剝離出來，向社會化管理、專業化管理方向發展。通過社會職能與企業分離，企業可以擺脫部分員工無限責任的負擔，可以輕裝前進，有效提高企業競爭力。
對於民營企業來說，在中國改革發展之後，僅僅用了20多年的時間，就出現了壹個企業集團，實現了超常規的跨越式發展。但不可否認，在改革發展初期，市場環境不健全，市場行為不規範的情況下，壹些民營企業在企業成長初期存在壹些原罪行為，更談不上承擔社會責任。比如，時至今日，仍有壹些私人礦主不顧礦工安危，只追求個人利益，導致礦難頻發；還有壹些企業的生產經營對周圍環境造成了嚴重的汙染和破壞，企業的發展是建立在對環境的極大破壞之上的；我們經常能聽到這樣的報道，有些老板可以花很多錢，卻舍不得給上不起學的孩子捐壹分錢。雖然中國的民營企業普遍缺乏社會責任感，但海外華人企業家為這些民營企業家做出了很好的榜樣:李嘉誠、霍英東、邵逸夫等許多海外華人企業家這些年捐出大量資金，發展中國的教育、救災、醫療等公共事業，造福壹方，造福社會。雖然近年來我國壹些優秀的民營企業積極投身社會公益事業，但作為壹個群體，我國民營企業的整體社會責任感還有待加強。
在市場經濟時代，無論是國有控股(獨資)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是作為獨立的市場競爭主體而存在的，都是具有獨立“人格”的企業公民，對自己的行為和結果負責。因此，他們在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時應該使用統壹的標準和價值體系，不得搞雙重標準。當然，在壹些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如石油、電力、交通等，大型國企要承擔重要的國家使命，實現政府意誌，其企業社會責任會有更豐富的內涵和獨特的屬性，帶有壹些行業特征。
不能簡單理解為做壹些慈善募捐和公益事業就是承擔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有著豐富的內涵。首先，企業社會責任的基礎是法律，即合規。企業的社會責任首先要遵守國家法律，企業的經營活動符合國家法律的基本要求。比如誠信經營，依法納稅，這是企業社會的基本責任。這個底線適用於國企、民企、外資企業。所以企業要承擔社會責任“勿以小惡而為之”。其次，企業社會責任應關註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妥善處理內部和外部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因此，壹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應該處理好股東、管理層、員工、地方政府、公眾、合作夥伴、客戶甚至競爭對手之間的關系。壹個壹方面在做公益，壹方面卻殘酷壓榨員工的企業，不能稱之為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只能是壹種虛偽的沽名釣譽的行為。第三，企業社會責任應該能夠促進社會和諧和環境友好，提高社會的整體福利。“不僅僅生產石油”是BP的核心理念。BP用壹個生動的事實來解釋這個概念:在廣州白雲機場鋪設輸油管道的過程中，為了保護5000棵樹不被破壞，BP放棄了高效的機械施工。這樣壹件小事，卻讓壹個有社會責任感，關心企業、社會、環境和諧的企業形象壹飛沖天。因此，企業社會責任應該符合帕累托改進原則，有助於整體社會福利的增加，而不是拆東墻補西墻的零和遊戲。企業不壹定要做驚天動地的事情來承擔社會責任。記住，“勿以善小而為之”，每壹件小事都能體現企業的社會責任。
今天，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會正在發生巨大變化。中國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發展思路和構建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這無疑要求企業在關註自身發展的同時，承擔越來越多的社會責任，從而推動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