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繭房最早是由哈佛大學的桑坦德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信息烏托邦》中提出的,他認為信息繭房是壹個人們只聽人們選擇什麽,什麽能取悅人們的交流場。現在人們普遍認為信息繭房是指人們的信息場會習慣性地被自己的興趣所引導,從而像繭壹樣把自己的生活局限在繭房裏的現象[1]。
彭嵐在《全媒體時代的困境與突破可能》中提到了“社交過濾網、圈子與信息繭房”,認為信息繭房與人的選擇心理有關,在傳統媒體時代就存在,但在今天被算法新聞、社交網絡過濾信息、圈子分化的社交平臺放大了。
於國銘在信息繭房《禁錮了我們的眼睛》中介紹了信息繭房的概念及其可能帶來的群體極化、社會粘性喪失等負面效應,認為應該通過完善技術算法和個人媒介素養來改善。他的另壹篇文章《個性化新聞推送對新聞業務鏈的重塑》,從新聞生產和受眾兩個方面分析了個性化新聞內容推送對新聞行業的重塑,認為應根據用戶的社交數據和相關關系“定義”潛在需求,以走出蠶繭效應[3-4]。
陳昌奉教授和她的學生壹起寫了兩篇論文,分別是《權力轉移和人文主義:算法新聞發布的技術倫理》和《信息個體化、信息偏差和技術矯正——如何在新技術時代獲取信息》。前者分析了算法新聞分發的現狀,認為新聞分發權從人轉移到機器,新聞控制權後移,公民參與受損。後者闡述了信息平衡對社會和個人的重要性,並介紹了現階段國外的技術整改嘗試:新聞應用“跨越差異閱讀”、英國衛報“刺破妳的泡沫”、華爾街日報“紅推、藍推”等[5-6]。
對於信息繭的負面影響,蔡雷平認為個性化推薦系統提高了信息分發率,滿足了受眾的信息需求,但也造成了信息繭現象,使受眾全面發展,對現實社會的認知判斷產生影響[7]。同樣,胡萬亭在《信息繭房對公共領域建構的破壞》中分析了信息繭房對公共領域建構的影響,認為其阻礙了意見的自由表達,缺乏公眾理性批判,削弱了社會粘性[8];蘇櫻認為信息繭和從眾效應是“傳播的權力偏離”中群體極化的主要原因,而在突發事件中,網民的負面觀點和非理性情緒在“信息繭”中進壹步強化[9];郭小萍協同過濾信息和網民群體極化傾向,通過對網絡事件的討論,得出信息過載後過濾會帶來群體極化現象,威脅民主和理性溝通的結論[10]。
關於信息繭房的解決策略,王剛認為個性化信息服務強化了信息繭房效應,拉大了知識鴻溝,媒體應肩負起社會責任,提供優質的新聞內容[11]。劉華東在《社交媒體“信息繭房”的隱患與對策》中分析了信息繭的成因,發現社交媒體、個人議程設置、協同過濾算法為繭效應的形成提供了條件,並提出了構建多元化信息接收渠道、構建人行道模式、提高媒介素養的建議[12]。
(二)信息繭房與具體案例相結合的研究
部分研究是根據具體案例的特點,結合信息繭房的相關概念特征進行定性分析。比如楊輝對微博中信息繭房效應的研究,描述了信息繭房在微博中的體現,並針對微博[13]提出了相應的改善策略。、唐在《2016美國大選過濾泡沫的現象與啟示》中以2016美國大選為研究事件,發現其“準感官統計”在新媒體時代受到技術算法的幹擾,呼籲媒體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承擔社會責任[14]。
在可以收集到的國內量化研究中,李佳音在基於個性化推薦系統的新聞客戶端信息繭效應研究中,選取今日頭條作為個性化推薦系統的代表,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15]調查了今日頭條用戶在使用過程中對信息繭效應的影響;彭笑笑在信息時代認知繭房中用內容分析法對選取的微博樣本用戶進行編碼、定義和挖掘,並結合社交網絡分析驗證“繭房”效應的存在[16]。兩者對本研究都很有啟發,但前者選擇今日頭條,後者通過壹小群“微博中廣告界、學界的意見領袖”推斷信息繭的存在,在樣本範圍和差異上有些不妥。
(3)總結
通過對文獻的梳理發現,現有的關於信息繭房的研究都是基於桑坦德教授的理論,側重於對信息繭房的理論再認識,都停留在簡單的行為模式陳述上。有些研究結合了具體案例,但仍然籠統地支持桑坦德教授的理論和觀點,沒有對信息繭現象提出具體建議,缺乏對受眾行為和信息平臺的深入探討和研究。
(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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