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29條規定，原告缺席的處理可以按“撤訴”處理。從字面上看，法院只需要依靠原告未在法院傳票規定的時間內出庭作為法院裁定的事實依據，推定原告放棄了勝訴的權利，並且原告已經處分了自己的訴訟權利，就可以停止審理，終結訴訟程序。從原告不出庭的結果來看，法院可以根據原告不出庭駁回訴訟，法院並未對原告訴訟提出的實體問題作出結論。終結訴訟的決定對原告的實體權利沒有影響，其上訴權並未喪失。原告撤訴後，可以就同壹問題重新起訴。
由於對缺席審判程序立法粗糙，存在法律盲區，法院內部管理制度中存在以行政手段管理審判業務的不合理因素，對法官在訴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和理解不同，以及訴訟當事人對訴訟當事人在訴訟中的角色的看法不同，法官意見不壹，很多人就會做出不同的理解。這時，被告只能被動等待法院的裁決。被告對法院的裁定既不承擔舉證責任(被告反訴除外)，也無權向法院主張權力，即由於原告不出庭，法院可以根據原告的情況駁回訴訟，原告只支付壹半的案件受理費費用，實體權利不受損害。即使在原告可能有敗訴危險的情況下，原告也可以利用立法上的這壹缺陷，通過缺席庭審來避免敗訴的危險。由於相應程序法的限制和保障措施的缺失，在法院根據原告撤訴決定結案後，原告可以無數次起訴和撤訴，而被告只有被動應訴的義務，不能在原告缺席的情況下主張通過原告提起的訴訟進行權利救濟。他也無權對原告濫用應訴訴權造成的不應有的損失尋求司法救濟。有法官主張，原告不出庭是否允許撤訴，應由法院審查後決定，在明顯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德的情況下，可以不允許原告撤訴，這樣會很好地解決上述問題。但提出這壹觀點的法官顯然混淆了我國壹審、二審程序中人民法院審判責任和審判權的範圍和方式，審查發起者提出撤訴請求是否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德，決定是否允許撤訴。這是上訴人啟動二審程序後，二審法院享有的權力。如果將這種權力引入壹審程序，就會出現無法尋求法律依據繼續訴訟的尷尬。但如果不這樣處理，以達到法官內心的平衡，直接根據原告決定駁回起訴，顯然違背了民事訴訟法中當事人地位平等的原則。另外，雖然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原告不出庭，但是法院可以根據原告的情況駁回起訴。既然有可能，那也是有可能的，這完全取決於法官如何控制法院的審判活動。由於法院采用行政手段管理法官的審判活動，以結案率作為評價法官績效的主要指標，當原告無正當理由不參加訴訟時，法官會做出增加結案率的裁定，多數會根據原告的情況決定駁回訴訟。雖然壹些法官認為，既然法律規定可以駁回訴訟，法律仍然賦予法院審查決定權。法官可以審查原告缺席的原因，如果有不正當的目的或違反法律，可以不允許他駁回訴訟。但這會導致沒有法律依據進行訴訟的尷尬(至少目前來看，這不是法官自己在作出判決時追求公平正義、實現內心平衡所能解決的)。我們知道，民事訴訟是當事人之間因私人利益發生糾紛，受害方向法院提出請求，啟動法庭審理雙方民事權利糾紛的壹種訴訟活動。根據民事訴訟原則，當事人既是壹審訴訟的發起者，也是訴訟的促進者。在原告無正當理由不出庭參加訴訟的情況下，除被告提起反訴的情況外，如果法院不允許其撤訴，在原告沒有繼續主張權利的情況下，法院在以後的訴訟中會審理哪些問題？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如果原告不撤訴，將違背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法院沒有繼續訴訟的正當理由。這不是法院憑壹己之力就能解決的。那麽民事訴訟法第129條規定的“可以”在壹審民事訴訟中就沒有實際意義了。
在民事訴訟活動中，證明的對象不僅應當是作為裁判依據的實體法的構成要件，而且應當是程序性的法律事實。舉證責任分配是當作為法院民事判決依據的事實處於真假不明的狀態時，法院會按照壹定的原則在當事人之間分配舉證責任，即舉證責任分配是法院享有的司法職權，責任分配者也是法官在訴訟中應當扮演的角色。但在司法實踐中，在原告缺席的情況下，法院判決的事實依據基本上是依據《民事訴訟法》規定的法院在審前準備階段訴訟行為的工作記錄——法院傳票送達給原告。只要法院有證據證明已經向原告送達了內容符合法律規定的傳票，原告沒有按照傳票規定的時間按時出庭，也沒有向法院提出不出庭的正當理由，舉證任務就完成了。對此，可以看出，在這個訴訟階段，履行程序性法律事實舉證責任的是法院本身。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幹規定》)的規定，法院依職權收集證據僅限於法律法規規定的範圍，法院收集證據是法院依法享有的權力，而不是法院應當履行的義務。不起訴不理原則是我國民事訴訟法的壹項基本原則。這壹原則不僅適用於當事人啟動民事訴訟時，也適用於民事訴訟的整個過程。當原告不出庭參加自己發起的訴訟時，法院直接按照民事訴訟法第129條的規定進行處理，這很容易導致法官為了追求結案效率，不經當事人申請，直接根據原告撤訴決定終結審判程序。這是否讓人覺得過分誇大了法院依職權調查取證和審判長的積極壹面，而忽略了這種做法可能給與的可能性？如果錯誤地認為法院不僅有權對雙方當事人提出的法律事實，而且有權隨意調查法官認為對案件有意義的其他事實，在沒有當事人申請的情況下作出終結訴訟的裁定，即法院的民事判決結果不完全甚至主要基於當事人的行為，這必然使法院判決的公正性受到懷疑。
除了上述關於缺席審判制度的立法過於原則，缺乏可操作性之外，在審判實踐中，法官對法律原則的不同理解也是我國司法實踐中缺席審判制度實施結果不壹致的重要原因。在審判實踐中，多數法官將《民事訴訟法》第壹百二十九條的規定理解為原告無正當理由不參加訴訟時，法院根據原告作出撤銷訴訟的民事裁定的事實依據，應當以法院收集的證據予以確認。但法院在收集這些證據並作出裁定時，並未依賴任何壹方當事人的申請，而是依職權行事，這顯然違背了民事訴訟法“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和民事訴訟法不起訴的原則。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29條規定，人民法院依據職權作出原告缺席的缺席裁定，明顯反映出我國民事訴訟缺席審判受長期以來職權主義訴訟觀念的影響，即我們習慣於以純權力本位和職權主義的視角來把握民事訴訟法，僅將民事訴訟視為國家行使司法權的操作規則，而忽視了法院必須遵守的正當法律程序規則。筆者認為民事訴訟的本質基礎是保護當事人的利益。在訴訟過程中，應根據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把握公權介入私權糾紛的程度。如果法院動用權力——這種“公權”行為幹預、插手私權糾紛，直接的負面效應有:壹是增加了法院不應有的負擔，有損法律的尊嚴和法院公正中立的形象。
對於被告人缺席，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可以缺席判決”。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立法精神，人民法院審理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根據這壹立法精神和《民事訴訟法》第壹百三十條的規定，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被告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況下，法院也應當查明案件事實，依法對原告主張的實體權利作出裁定。從表面上看，我國的缺席審判制度也是以發現事實為目的，充分考慮缺席方在庭審前答辯期間提出的答辯狀和事實，以及原告向法院提交的支持訴訟請求的事實依據，經法院核實確認後作為查明事實的證據。
但由於我國民事訴訟立法存在法律盲區，我國民事訴訟法只規定了缺席審判程序的適用情形，而沒有對具體的審判方式和程序做出詳細規定。正是這種立法的粗糙和程序的不完善，導致司法實踐中個別案件的審理缺乏可操作的依據，對在被告人不出庭的情況下如何實現查明事實、依法審判的立法目的產生了不同的理解，往往以缺席判決是懲罰不出庭被告人的壹種手段的觀念來指導審判和判決實踐。
之所以出現這種對缺席判決的誤解，是因為對缺席判決的功能產生了誤解。這種錯誤的原因應該與不能正確對待缺勤的性質有關。由於受前蘇聯民事訴訟理論的影響，我國長期存在的職權主義訴訟模式難以改變。在這種模式下，法官是整個訴訟過程的主宰，權力橫行，而過分強調當事人的訴訟義務，輕視甚至剝奪其應有的訴訟權利。有學者認為，“按時出庭，參加人民法院對案件的審理，是當事人的壹項訴訟義務。”被告缺席不僅沒有履行訴訟義務，還破壞了法庭秩序。“被告沒有到庭參加訴訟。既然是不履行訴訟義務，藐視法院司法權的行為，自然要對他進行處罰。這種對缺席判決的理解體現在案件審理中法官對舉證責任的分配上，所以舉證責任的分配和證明效力的確定對被告不利也就不足為奇了。在這種認識的指導下，如果被告不出庭，法官當然會認定被告認可了原告的訴訟請求，以此作為對被告缺席的懲罰，這當然會免除原告出庭證明其訴訟請求的義務。既然被告已經認可了原告的訴訟請求，法官的審查認證職責當然就省略了。既然需要證據認定的事實已經由法官的事實推定解決，法官的證明責任已經免除，那麽被告敗訴的處罰後果就是必然的結果。
在很多法官看來，只有依據《民事訴訟法》第壹百三十條的規定，才能得到這樣的審判結果，所以不必在這種錯誤理論的指導下，以犧牲被告人的訴訟權利為代價，去為原告的訴訟請求辯護，從而對法律的公平正義造成人們的負面影響。
對缺席判決持這種觀點的法官，已經冷靜地思考過，在整個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和法官的地位和作用應該是什麽。根據民事訴訟的基本理論，當事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法院在訴訟中應該是壹個中立的第三方，站在糾紛的當事人中間作出公正的判決以平息糾紛。出席是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缺席是對當事人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的處分，而不是對國家司法權的否定。如果我們曲解了民事訴訟法第壹百三十條的規定，把被告人缺席作為懲罰被告人的條件，那麽我們就會不自覺地“將民事訴訟刑事化”。在審判實踐中，法律條文的模糊性導致法官對民事訴訟法第130條的規定得出錯誤的結論。在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作為依據的情況下，法官僅僅因為被告人沒有出席庭審，就想當然地認為被告人違反了應當履行的法律義務，這是對法庭的藐視，應當按時受到懲罰。懲罰手段往往是推定被告認可原告的訴訟請求，免除原告的舉證責任。這是否違反了我國的民法？
筆者認為，從民事訴訟法第壹百三十條的規定中得出上述錯誤結論是不自然的。第壹百三十條規定“經合法傳喚，被告人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法院可以缺席判決”。這個法律條文並沒有規定法官應該如何判決。然後結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民事訴訟法，理解民事訴訟法第壹百三十條的規定，找到真相。
為了發現案件的真實情況，需要有相應的證據來幫助法官確定正在審理的案件事實是否成立。在被告缺席的情況下，原告必須向法院提交相應的事實依據來支持自己的訴訟請求，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法官還需要對原告提交的證據進行審查，依法決定是否作為最終證據予以采納，采納的證據是否足以確認原告主張的案件事實。
雖然我國民事訴訟法不排除被告人在庭審前和答辯期間提交的辯護意見和事實，以及從可采證據中提交的相應事實；但是，法官在辯護期間向未到庭的被告人提交的辯護意見、對案件事實的陳述、庭審前提交證據的事實依據是否應當納入審查認證範圍，以確認其是否符合法定證據的構成要件和證明效力的大小；在被告提交的上述證據和原告自己的證據基礎上，法官能否認定原告主張的事實是否成立並依法對案件作出判決，我國民事訴訟法對此沒有規定，但規定作為定案的證據必須進行質證。根據民事訴訟法只有質證的證據才能作為確鑿證據的規定，被告人在庭審前向法庭提交的證據，因未在庭審時質證，不能作為確鑿證據。這種對執行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理解，似乎與我們通過審判活動真正實現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缺席審判制度的價值和功能的努力相違背。雖然部分法官主張被告在庭審前提交的證據和對案件事實的陳述可以被原告認可和采納，但就目前的民事訴訟立法而言，法官向原告出示被告陳述和提交證據的方式尚未得到法律的明確規定，但從目前司法實踐中的操作程序來看，辯護意見、主體、 被告向原告提交的方式和證據必須經過質證，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如果國家立法機關不把我國許多地方法院推行的庭前證據交換制度作為庭審的組成部分，並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規範，那麽法院如何處理未到庭的被告人在辯護期間陳述的意見和在舉證期限內提交的證據，就會陷入兩難境地——放棄未到庭的被告人提交的辯護意見和證據，違背了民事訴訟法真正的立法宗旨；證據的采信與民事訴訟法中最終證據必須經過質證的法律規定相違背，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只能先選擇現行法律的規定，因為我們在國家法律體系中起著執法的作用。
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民事案件的審理實行兩審終審制。這壹程序的目的是為了保證各方都能獲得平等的機會，在兩個審級不同的法院進行兩次審判。二審終審制也是壹種救濟機制，即通過多次審理，達到減少審判錯誤，保證訴訟裁判質量的目的。《民事訴訟法》第壹百三十條僅規定，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的，法院可以缺席判決，對不到庭的當事人享有的上訴權沒有任何限制；此外，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的意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的意見》)並未要求當事人在壹定期限內向法院及對方當事人提供或出示相關證據(舉證時限制度)。2002年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規定》雖然對民事訴訟當事人舉證期限作出了壹些規定，但並不能完全彌補民事訴訟法在二審程序中不限制當事人向二審法院提交和出示證據，在壹審程序中也不詢問這些新的證據是否可以提供或出示的缺陷。也就是說，在沒有相應舉證時限制度保障的情況下，民事訴訟法第壹百三十條的規定無疑為未缺席壹審訴訟的被告人出於不正當目的輕易規避壹審訴訟程序的屏障，提起上訴啟動二審程序，在二審程序中根據案件發展的需要及時提供證據，啟動證據突然襲擊的訴訟策略打開了方便之門；這樣壹來，二審終審制度就失去了過濾和糾錯的功能，這必將嚴重影響審判質量。如果此時法官不對對方當事人提供及時有效的程序性救濟，就會使壹審原告處於極其不利的地位，不利於雙方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平等保護，立法為法官實施這種程序性救濟提供的依據也就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