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如何理解“生命形式與生活方式”、“例外狀態”、“犧牲者”這三個概念。
楓丹白露
哲學，獨立遊戲
人生的荒謬，在我看來，就是歷史上壹個主體認識無數個主體的現象。其實主體是無法完全理解另壹個主體的，這也是薩特“他人是地獄”所表達的意思。但每個人還是要理解其他人，這是道德的基礎，也是人性荒謬的根本原因。即使我不是壹個符合高尚人類標準的人，但只要想想我的人生(只需要壹點點白日夢催化)，我還是不得不感到壹種悲哀。我難過是因為，在我的知識範圍內，我知道有相當壹部分人的生命藏在歷史的黑暗洞穴裏，被聖旨所寫的歷史除名了。他們的角色地位是多麽卑微、冷漠甚至可鄙，最多只能凝結在數字中，成為陳列的冰冷信息，在後人的壹瞥中，去除了為人的內涵。在戰爭、疾病、徭役、災難、貧困和懲罰中，他們向大地發出的是人類最響亮的呼喚。我善良是因為為了理解這些人，我總是關心我的生活。如果說偉人是用竹帛記錄的，那卑微的歷史應該是我這樣的人物記錄的，壹個* * * *題材的記錄。
而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可能會在這些方面給我解答。
在阿甘本的寫作歲月裏，刻過兩個醒目的詞，分別是“Homor Sacer”(拉丁文，意為作為犧牲者)和“例外狀態”。要理解“例外狀態”，首先要明確壹個基本前提。所有人權實際上都是根據法律的意願來界定和保障的。人的實際權力上升成為國家意誌的壹部分，被納入法律的內容。“公民”壹詞是國家含義的延伸，即國家先於公民，在公民個人的權利成為國家法律的壹部分的前提下，公民作為人在政治層面上被國家所接受。所以我們可以說，沒有國家，沒有公民。沒有法律，就沒有公民。
福柯創立了生物政治學來解釋人類生活與法律之間的辯證關系。人的生命被政治化後，就變成了生命政治，被政治化的生命權可以通過法律保護和解釋成為國家的壹部分。當人的生命沒有被法律賦予的時候，就在國家的邊界和法律的縫隙之間徘徊，那就是光禿禿的生命。
阿甘本的“Homor Sacer”直接翻譯為“被犧牲的人”，Homo是人，Sacer的意思是犧牲。根據阿甘本對史料的考古梳理和對原始人類神話圖騰的考證，這個詞包含以下含義:被獻祭的人是被文化/政治* * * *排斥的對象，意為不純、邪惡、危險，是沒有人權的人。
本雅明在《創世紀》中表達了建國故事的壹個深刻含義。上帝通過文字創造了世界，文字先於人而存在。文字是上帝直接創造的，它們代表著壹種神聖的精神。上帝於是創造了人，人有能力給萬物命名，文字是上帝創造的，也就是說人是上帝給世界命名的中介。人類最早的命名行動是以父之名，這是正義的、神聖的，也是世界秩序的壹部分。
然後故事進入第二階段。偷生惡果之後，人類有了分辨善惡的能力。“智慧”的本義是“明辨是非”。這種善惡分類的智慧，重新規劃了人類的語言系統，使人類的語言不僅用於命名事物，還具有倫理判斷的功能。然而，在本雅明看來，具有倫理批判功能的語言是人類自身對語言的獨立貢獻，這表明語言進入了人類倫理批判的領域，同時脫離了上帝正義、原始、神聖的造物語言，構成了人類的壹種“智慧罪”。
本雅明的本意並不是在這裏研究《聖經》的動機，而是用這個隱喻來表達本雅明自己不同於海德格爾的語言觀，這種語言觀深深影響了阿甘本的政治結構理論。本雅明在《物體三角形》壹文中舉了壹個例子。作為參考符號，無論是壹般概念的“三角形”，還是數學符號的三角形，實際上都無法在現實事物中找到與之完全對應的客觀事物，不具備客觀性。但是“三角形”這個符號壹定不是語言自發產生的，而是來自客觀物體。既來自客觀對象又不指代客觀對象，這裏的能指不指代所指。因此，本雅明認為，符號和名稱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後者可以反映人類對客觀事物的意向，客觀事物的本質也可以通過名稱呈現給人類。
人類通過符號指代客觀事物，也就是用符號指代客觀事物的名稱。但是，本雅明認為符號和客觀事物的名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名稱代表了客觀事物的本質。這裏的名稱不是壹般的名稱，而是壹個先驗的概念，意為“上帝的命名語言”，即在人類命名客觀事物並將其納入符號秩序之前，它們就已經先驗地處於同壹秩序中，名稱是客觀事物在先驗層面上被把握的參照物。而符號則代表了主體對客觀事物的認知活動，代表了人類對客觀事物符號化理解的結果，是用“人類語言”命名客觀事物的過程。前者被本雅明稱為命名行為，後者是意義行為。命名行為是壹種先於人類意向的先驗知識。有意義行為是人類對命名行為知識的接受。這與康德和胡塞爾不同。康德的知識邊界僅限於認知主體，人類的壹切知識僅限於人們自己的認知方式。人無法認識事物本身，而只能是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表象活動。而胡塞爾則認為，客觀事物的名稱是主體意向性所固有的，即客觀事物的名稱是人類意向性的壹部分。
於是本雅明引用創世紀故事的目的就凸顯出來了。上帝的語言是本雅明命名行為的隱喻，代表了客觀事物的本質和超越人類存在而與人共存的秩序。人類的價值語言是“有意義的行為”，是人類自我的壹種認知活動。
阿甘本用人的“童年”來引申本雅明的意思。童年時期的人可以通過模仿進入成年人的符號秩序。比如孩子會因為父母叫他而微笑，但不會用語言表達和父母的關系，尤其是“我”。兒童知道自己在關系秩序中的位置卻無法表達，即雖然有命名行為，卻無法做出有意義的行為，因為兒童無法進入經驗符號世界，但命名行為是先驗的，包含在先驗主體中。“嬰兒期”的意義是符號世界無法表達但已被理解的東西，即先驗命名活動。
嬰兒通過聲音形式而不是有意義的行為來區分情況。關註聲音形式的差異而不是有意義的行為，將是阿甘本的出發點。然而，人類走入的壹個悖論是，壹切客觀事物必然會進入人類的符號圖式，壹切命名行為不可能不進入符號世界。最終，命名行為將以被符號結構化的形式成為有意義的行為。但是，意義的行為本身並不能表現客觀事物的本質，所以壹切有意義的行為所依賴的意義語言終究是沒有意義的。那來自上帝的語言，而這種超越是人類語言的本質，也是西方形而上學的核心。
語言哲學只是阿甘本的壹個出發點，這個範式將是他討論憲政的壹個參考範式。
“例外狀態”，又稱“緊急狀態”，在德國法學家卡爾·施密特看來，是壹個主權國家在緊急狀態(包括內戰和外國入侵)下，放棄特定憲法規定的行為和後果。在非例外狀態下，由於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大部分國家主權被排除在日常秩序之外，就像壹個魁梧的將軍無法介入平民簡單順暢的日常生活運作壹樣。然而，例外狀態符合主權本身的絕對呈現的要求。因為拋棄了憲法規定，拋棄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主權才能自我呈現。卡爾·施密特稱“主權是決定它自己的例外狀態”。
阿甘本指出，“例外狀態”就是這樣壹種排他性的包含:雖然在憲政體制之外，但也包含了這個體制。憲法制度和法律規定在這裏承擔了有意義行為的角色，主權是壹種命名行為。在特殊情況下，是主權親自制定法律和執行法律，在這裏是超越的身份。我們知道真正的語言的本質在意義行為之外，所以真正的憲法在憲法之外。它體現的是壹個悖論，即主權行為既在於法，也在於法。但對外，也包含在法律中。哲學家阿蘭·巴迪烏直接說，這種非正常狀態的“非正常狀態”(即法律憲法規定之外的狀態)與原始狀態(即法律規定之內的狀態)* * *同構成了“例外狀態”。因為“例外狀態”在法律規定之外，卻體現了“原始狀態”的本質——主權。於是，“例外狀態”就變成了純粹的“異己狀態”和“原初狀態”的疊加。比如集合A之外還有元素C，因為集合A之外的元素可以表示集合A，雖然不是集合A中的元素，但可以看作集合A和集合A排除的元素C的總集合，可以同時表示集合A和集合A之外的元素。
在結構主義者看來，語言由語言系統和言語系統組成。語言系統的構成遵循差異原則。圍繞同壹個所指對象，其能指是隨機配置的，能指是壹種聲音形式，而聲音形式是這裏最重要的成分。語音系統是表意的，表示語言能否指代客觀事物及其關系。從上面我們所討論的，agamben最後得出結論:只有分化的聲音形式才能闡明語言的本質。所以在法律上也是如此。阿甘本大膽地總結說，體現主權本質的只是主權的名稱，而不是主權的真正內容。
我們在探討人民與主權的關系時，並不是因為主權本身的內涵和外延(主權的內涵壹般被認為包括對人民生命權的保障)才使得主權與人民生活成為壹種穩定的聯系。正因為主權這個名字，人民的生活才由主權決定。生殺大權是主權的本質，人的生命承載著主權的命運。主權本身沒有任何意義，僅僅通過探究主權的具體含義是無法得到主權對人類生命的保證承諾的。主權是壹個漂浮的貝殼，只有在生死邊緣有生命，主權才能呈現。因為主權本身沒有意義，那個人的生命權也沒有政治意義(壹般我們在定義人的生命權的時候會說人的生命權是主權保障的權利，其實是虛的)。
既然主權在“例外狀態”中中止了自身的內涵，那麽與主權意義相關的人權也處於中止狀態。於是“祭祀人”的概念就產生了，阿甘本通過對古羅馬語言歷史的梳理，得出了“祭祀人”的基本特征。“祭祀人”是壹種主權將人權排除在法律保護邊界之外的“裸男”，但不是部落、民族等非國家人類，而是存在於現有國家體制之內。比如古羅馬的“祭祀者”和普通羅馬市民壹起享受城市生活，卻不受法律保護。雖然沒有法律保障，但卻是古羅馬法律體系中不可或缺的壹部分。為什麽不可或缺？正如我們上面分析的，主權和人民的生命權處於懸置狀態，當人權呈現時，主權就呈現出來了。它什麽時候被呈現？主權是通過生殺大權來彰顯的。因為主權在“例外狀態”下沒有內涵，是通過直接作用於人權的方式實現的。因此，雖然“犧牲者”在法律之外，但它被法律規定為被殺死的對象，而“犧牲者”被排除在法律之外，成為主權正當殺死的對象，於是主權就出現了。“犧牲者”就是這樣壹群沒有意義、沒有法律保障的“裸民”(雖然他們存在於法律內涵中，成為被扼殺的對象的壹個被排斥的包含物)，他們的來源和目的都指向被主權消滅。這樣，“犧牲者”就成了主權本身的代名詞，被犧牲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
人怎麽會成為「祭祀動物」，「祭祀動物」是什麽情況？只要妳用心去關心歷史，自然會發現這些“裸男”。它們是人類歷史上最無聲的嘆息。從上帝的懲罰到奧斯威辛的鐵爐，再到歐洲的難民潮，無聲的悲劇依然在人類歷史的舞臺上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