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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思考?

下面分享的是來自張五常先生的關於思考的壹些想法,非常實用,希望於諸君有益

壹、誰是誰非毫不重要

假如妳跟另壹個人同作分析或辯論時,他常強調某壹個觀點或發現是他的,或將“自己”放在問題之上,那妳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決不應被成見左右的。要“出風頭”或要“領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過程上,“自己”的觀點不可有特別的位置。“領功”是有了答案之後的事。在推理中,妳要對不同的觀點作客觀的衡量。

有些人認為佛利民好勝、強詞奪理地去維護自己的觀點,這是錯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閃電,但他認錯更快!因為他認錯太快,往往給人的印象就是沒有認錯。在我所認識的高手中,沒有壹個推理時將“自己”加上絲毫重量的。事後“領功”是另壹回事。

同樣地,在學術上沒有權威或宗師這回事——這些只是仰慕者對他們的稱呼;我們不要被名氣嚇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錯,所以他們的觀點或理論也只能被我們考慮及衡量,不可以盡信。當然,高手的推論較為深入,值得我們特別留意。我們應該對高手之見作較詳盡理解,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們不可以為既是高手之見,就是對的。高手與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廣泛,後者膚淺而狹窄。

我壹向都佩服史密斯、米爾及馬歇爾等人。但當我研究佃農理論時,我就將他們的佃農理論壹視同仁,沒有將他們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將他們的理論推翻的。

二、問題要達、要淺,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問題問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過半。

第壹、問題要壹針見血。

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戲。妳問他壹個問題,他喜歡這樣回答:“且讓我改壹下妳的問題。”(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壹改,就直達妳要問的重心,十分清楚。我們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試將壹個問題用幾種形式去發問,務求達重點的所在。

舉壹個例子。當佛利民解釋某法國學者的貨幣理論時,我問:“他的主旨是否若時間長而事情不變,人們就覺得沈悶?”佛利民答:“妳是要問,是否時間越多,時間在邊際上的價值就越少?”這壹改,就直達經濟學上的“替換代價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無需答我,答案已浮現出來了!

第二、問題要問得淺。

這是艾智仁(A.A.Alchian)的專長。談起貨幣理論,他問:“甚麽是貨幣?為甚麽市場不用馬鈴薯作貨幣?”當經濟學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難為熱門的爭論時,艾智仁問:“甚麽是功用?甚麽是量度?我們用甚麽準則來決定壹樣東西是被量度了的?”這是小孩子的發問方式。後來艾智仁找到了舉世知名的答案。

量度不外是以武斷的方式加上數字作為衡量的準則,而功用就只不過是這些數字的隨意定名。假設每個人都要將這數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這武斷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釋人類的行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與社會福利無關!

我自己的佃農理論,就是由幾個淺問題問出來的。傳統上的理論,都以為既然土地種植的收成是要將壹部份分給地主,那麽地主以分賬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稅壹樣,會使農民減少勞力從而使生產下降。我問:“既然生產下降,租值就應減少了,為甚麽地主不選用其他非分賬式的收租辦法?”我再問:“假如我是地主,我會怎麽辦?假如我是農民,我又會怎麽辦?”

第三、要斷定問題的重要性。

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問題的重要與否是慣例,赫舒拉發更喜歡把這衡量放在壹切考慮之前。學生問他壹個問題,他可能回答:“這問題不重要。”於是就想也不再想。認為是重要的問題呢,他就從座上站起來!

判斷問題的重要性並不太難。妳要問:“假若這問題有了答案,我們會知道了些甚麽?”若所知的與其他的知識沒有甚麽關連,或所知的改變不了眾所周知的學問,那問題就無足輕重。

有很多問題不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問題。甚麽是蠢問題呢?若問題只能有壹個答案,沒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問題了。舉壹個例。經濟學是基於壹個“個人爭取利益”的假設;這就暗示著個人生產是會盡可能減低生產費用。有壹個學者大做文章,問個人的生產費用是否會過高了?但基於這作者自己的假設下,“過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評語:“愚蠢的問題,得到愚蠢的答案,是應有之報!”

三、不要將預感抹殺了

邏輯是推理的規格;但若步步以邏輯為先,非邏輯不行,思考就會受到壓制。不依邏輯的推理當然是矛盾叢生,不知所謂;但非經邏輯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預感(Hunch)抹煞了,以致甚麽也想不到。邏輯學——尤其是數學邏輯——是壹門湛深的學問,但若以邏輯先入為主,就會弄巧反拙。

在念書時我拜讀過愛因斯坦與邏輯學高手樸柏(K.Popper)辯論的書信。他們爭論的是科學方法論的問題。在這辯論中,我以為樸柏是勝了壹籌;但在科學上的貢獻,他卻是藉藉無名的。

邏輯是可以幫助推理的正確性,卻不是思想(Idea)或見解的根源。科學方法論是用以證實理論的存在,但它本身對解釋現象毫無用處。那些堅持非以正確方法推斷出來的思想是犯了規,不能被科學接受的觀點,只不過是某些難有大貢獻的人的自我安慰。這種人我遇過了不少。他們都胸有實學,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純以預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邏輯證實,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論或見解是合乎邏輯及方法論的規格,是怎樣想出來的無關重要。那些主張“演繹法”(Deductive Method)或“歸納法”(Inductive Method )的紛爭,不宜盡聽。蘋果掉到牛頓的頭上(或牛頓午夜做夢),萬有引力的理論就悟了出來。又有誰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確。

有壹些獨具卓見的學者,其邏輯推理的能力實在是平平無奇;他們的重要科學貢獻是經後人修改而成的。英國早期的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壹般大學生!近代獲諾貝爾獎的海耶克及舒爾茲(T.Schultz),推理也沒有過人之處。這可見思想見解(Idea)是首要,邏輯次之。

得到了壹個稍有創見的預感,就不要因為未有邏輯的支持而放棄。在我所認識的學者中,善用預感的要首推高斯(R.H.Coase )。無論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較特出的意見,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對了”或“好像是不對的”。先有了壹個假定的答案,然後再慢慢地將預感從頭分析。

有壹次,在壹個會議上,有人提議大地主的農產品售價會是專利權的市價,缺乏市場競爭,對社會是有浪費的,我沖口而出:“怎麽會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種麥的地都屬我所有,我就壹定要將地分開租給不同的農民耕種;麥收成後農民就會在市場上競爭發售,那麽麥價是競爭下的市價。”

高斯在旁就立刻對我說:“妳好像是對了。”三天之後,我再遇高斯時,他又說:“妳好像是對了。”我問他我對了甚麽?他說:“麥的市價。”幾個月後,在閑談中,高斯舊事重提:“我認為在麥的價格上妳是對了的。”對壹個不是自己的預感而日夕反覆推斷,確是名家風範,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另壹個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Kessel),是行內知名的預感奇才。在1974年(他死前壹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幾個月,能欣賞到他的不知從何而來的預感。嘉素有壹條座右銘:“無論壹個預感是怎樣的不成理,它總要比壹點意見也沒有為佳。”他又強調:“若無半點見解在手,那妳就甚麽辯駁也贏不了。”

預感是每個重要發現都缺少不了的——從那裏來沒有壹定的規格,有時究竟是甚麽也不大清楚。在思考上,預感是壹條路的開端——可走多遠,到那裏去,難以預先知道——但是非試走壹下不可的。走這路時邏輯就在路上畫上界線,將可行及不可行的分開。走了第壹步,第二步可能較為清楚。好的預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遠,越走越清楚,到後來就豁然貫通。“沒出息”的預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為我強調預感的重要,是有貶低邏輯及科學方法論之意。我曾經是加納(R.Carnap)的學生,怎會輕視這些學問?我要指出的是邏輯是用以輔助預感的發展,用錯了是可將預感抹煞了的。

四、轉換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問題,是壹定可以用多個不同的角度來推想的,換言之,同樣的問題,可用不同的預感來試圖分析。在這方面,我認識的高手都如出壹轍——他們既不輕易放棄壹個可能行得通的途徑,也不墨守成規,盡可能用多個不同的角度來推想。轉換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壹、茅塞可以頓開。

茅塞(Mental Block)是壹個很難解釋的思想障礙,是每個人都常有的。淺而重要的發現,往往壹個聰明才智之士可能絞盡腦汁也想不到!但若將思想的角度稍為轉變壹下,可能令茅塞頓開。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數不是因為過於湛深,而是因為所用的角度是難以看到淺的壹面。重要的例子不勝枚舉。

壹間工廠為了生產,對鄰近的物業造成汙染而有所損害。歷久以來,經濟學者都建議政府用幾種辦法去壓制工廠的生產,從而減少鄰近物業的損失。這個老問題到了高斯的手上,他就將角度倒轉了:“壓制工廠生產,就等於鄰近的業主對工廠有所損害,究竟要被壓制的應是那壹方?”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

另壹個例子是關於近十多年來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財務投資學”(Corporate Finance)。這門學問其中的壹個創始人沙爾波(W.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風險的情況下,首次在原理上斷定了資產的市價。雖然這原理是有著明顯的缺點,但對壹個在當時是高手雲集而不可解決的重要問題,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馳名遐邇。沙爾波的“破案”出發點,就是將壹條當時眾所周知的曲線倒轉了來劃。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答案。

從壹個角度看來是對的答案,換壹個角度卻可能是錯了。任何推理所得的壹個暫定的答案,都壹定可以找到幾個不同的角度來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決這個暫定的答案,我們就可對答案增加信心。當然,可靠的答案還是要經過邏輯及事實的考驗的。

第三、角度有遠近之分。

在思考的過程中,細節與大要是互補短長的,無論細節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難的見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盡棄。但在大要上是對了的思想,細節的補充只是時間的問題——就算是錯了細節也往往無傷大雅。在這方面的思考困難,就是若完全不顧細節,我們會很難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細節,準確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壹集中,腦袋就戴上了放大鏡,重視細節——這是壹般的習慣。善於思考的人會久不久將問題盡量推遠以作整體性的考慮。

五、例子遠勝符號

推理時可用例子,也可用符號;有些人兩樣都不用,只是照事論事,隨意加點假設,就算是推理。後者是茶余飯後不經心的辯論,算不上是認真的思考。有科學性的思考,用例子是遠勝用符號的。

數學是以符號組合而成的壹種語言;嚴格來說,任何語言文字都是符號。畫面是沒有符號的,但也是表達的壹種方式。用大量的字來表達畫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證實抽象思想的正確性,數學就大有用途,因為它是最嚴謹的語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卻是要將抽象現實化。畫面比符號較接近現實,因此較容易記;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遠勝用符號了。

以善用數學而負盛名的經濟學者,如森穆遜(P.Samuelson)、阿羅(K.Arrow)、烏沙華(H.Uzawa)、史得格斯(J.Stiglitz)等人,都是以例子幫助思考的。以數學求證是得了大要之後的事。其他少用數學而善於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應手。有些學者只是用符號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發現的卻是少見。

中國人天份之高舉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較弱了。這壹點我實在不明白(可能佛學的例子過於抽象,造成不良影響;這問題要請岑逸飛代為解答)。以我之見,韓非子還算過得去,但孟子及孫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雲;他們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難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裏去。用例子有幾個基本的法門,能否善用就要看個人的想像力了。現試將這些法門分列如下。

第壹、例子要簡而貼切。

以例子輔助推理,理論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內。通常的辦法就是將例子內的枝節刪去,使重點突出,務求在重點上例子與理論有平行的對比。簡化例子要有膽量,也要有想像力。在經濟學歷史上,簡化例子最有本領的是李嘉圖(D.Ricardo)——所以李嘉圖的經濟模型的廣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項背。那就是說,例子簡化得越利害,復雜的理論就越容易處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

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簡化了的。以嚴格的準則來衡量,沒有壹個例子是真實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樓閣,其非真實性與簡化無關;另壹類例子,卻是因事實簡化而變為非真實——我們稱後者為“實例”。純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為貼切,是可幫助推理的。但要有實際應用的理論,就必須有實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從假例子入手,其後再找實例輔助;實證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這壹步。經驗對思考有很大的幫助,就是因為實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

眾所周知的例子不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較新奇的例子會較容易觸發新奇的思想。第壹個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後再用的就少了創見。工廠汙染鄰居的例子,庇古用時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啟發力就減弱。高斯在同壹問題上作分析,采用了牙醫工具的聲浪擾及鄰居、大廈的陰影減少了隔鄰泳池的陽光。這些比較新奇的例子,都啟發了壹點新的見解。

第四、要將例子壹般化(Generalise)。

這壹點,中國人是特別弱的,事實不可以解釋事實;太多理論就等於沒有理論。將每個例子分開處理,理論及見解就變得復雜,各自成理。無意中變成了將事實解釋事實。將多個不同的例子歸納為同類,加以壹般化,是尋求壹般性理論的壹個重要方法。

馬克思走李嘉圖的路,將資本跟土地及勞力在概念上分開。所以馬克思的資本論缺乏壹般性,使剩余價值無家可歸。李嘉圖自己從來不相信價值是單從勞力而來的;他想不通將不同資源壹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論有困難。這困難要到費沙(I.Fisher)才清楚地解決了。

在社會耗費的問題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類太多,以致他的理論模糊不清,前後不貫。這問題到了高斯手上,他就認為在社會上每個人無論做甚麽對其他人都有影響;他於是就將所有對人有影響的行為歸納為產權的問題。

在另壹個極端,過於壹般性的理論,因為沒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沒有解釋的功能。有實用的理論是必須有被事實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歸納,也要分類。分類的方法就是要撇開細節,集中在重點上不同例子之間難以***存的地方。將壹個例子分開來處理,我們也應該找尋跟這例子有壹般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沒有壹個“無法壹般性化”的實例。若是有的活,在邏輯上這實例是無法用理論解釋的——這就變成了科學以外的事。

第五、要試找反證的例子(Counter Example)。

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證是思考的壹部分——考證就要試找反證的例子了。史德拉(G.Stigler)、貝加(G.Becker)等高手,在辯論時就喜用反證。可靠的理論,是壹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證例子的——但若反證的是實例,理論就被推翻了。

六、百思不解就要暫時擱置

人的腦子是有著難以捉摸的機能——連電腦也能想出來的腦子,其機能當然要比電腦復雜得多。拼命想時想不到,不想時答案卻走了出來,是常有的事。我們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經意中走出來的答案,壹定是以前想過的老問題。以前想得越深,得來全不費工夫的機會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時間並沒有白費。將問題擱置壹旁,過些時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會在無意間得到的。我的價格管制文章寫了3年,公司原理12年,玉器市場9年仍未開筆……,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來起碼有百多年!不是言過其實,而是擱置著等時機成熟而已。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高斯有幾篇等了30多年的文章:他今年74歲了,等不到是經濟學上的大損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壹個重要的步驟。

科學上的思考是壹門專業。跟其他專業壹樣,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無論問題看來是如何的深奧,好的答案往往會比想象中的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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