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山文化底蘊豐厚，古跡眾多，俯拾即是，令人景仰，在這裏既可享受萬山絢麗燦爛的文化積澱，又可領略萬山諸多風景名勝各具風姿的自然景觀。 萬山因有王粲故居、王粲井而傳名。王粲，字仲宣，祖籍山東，幾乎與山東老鄉諸葛亮同時來到襄陽，投靠時任荊州刺史的同鄉劉表，未被重用，於是隱居萬山達15年之久。後歸曹操，拜為丞相掾，賜爵關內候，隨曹氏入朝，直做到侍中。他寫的《登樓賦》千古傳頌，名顯天下，因之被後人公認為“建安七子之冠冕”。後人亦將王粲和曹植相提並論，合稱“曹王”。著有《王侍中集》。人以文名，山以人傳，萬山因有王粲舊居；自然會引來文人墨客憑吊。他們寫詩作賦，更增添了萬山的文化底蘊。
關於他在萬山的故居和水井，現已無遺跡可考，其位置大約在山之東麓漢江邊則是確定無疑的。考據萬山之巔，在萬山主峰向西北延伸至崖嘴鞍部東側約30米處，確有壹古井。據附近農民稱，古井早已封死，現遺址為深約3米、地表直徑5米的“Ⅴ”形土坑。坑底斜臥壹塊長約2米、寬約1.3米、厚約15公分的半月形乳白色井口石，內口圓澤光滑，尚有從井中提水時繩索長年累月勒磨的溝痕。其毀夷至目前有兩種說法。壹是圯墜說。據明萬歷年間府誌載：“萬山北際河，水下有仲宣樓”，表明王粲故居在明代已圯毀，墜於水中。二是毀廢說。據襄陽知名散文作家、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席星荃先生《才子名山兩堪憐》壹文說：“據記載，王粲當年的茅廬大約在山之東麓，這裏如今是廠房壹片……”，言下之意即王粲故居的毀廢並非壹朝壹代所為，及至“如今（已）是廠房壹片。”這從唐宋以來史書記載和詩詞歌賦只有石井而無故居得到印證。早在宋代，《元豐類稿》收錄的《魏侍中王粲石井闌記》就說，唐上元三年（公元674年），節度使將來 把石井闌（保護石井的圍欄）移至襄州刺史官舍保管。太子舍人甄濟亦寫有《石井欄記》。到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於 任襄州刺史，又為之記。會昌二年（公元842年），節度使盧鈞又寫有《石井欄記》。唐代詩人杜甫在《回棹詩》中明確地說：“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這些史傑和詩詞，均只記載了王粲井保存依然完好，但字未提其故居。訪問附近老農，有說30多年前在萬山東麓山腳下尚存壹古井。從我國居住傳統來講，水井定然在房舍近旁，不可能距房舍太遠。因此，王粲故居當在現萬山東麓山腳下的原陶瓷廠區壹帶，其毀廢說亦在理中。至於明萬歷府誌對王粲故居的“圯墜說”，距王粲蔔居萬山的東漢未期（建安時期）已達1360多年，其記載許是傳說而已，未必可信。 山清水秀的萬山不僅是無數文人學士鐘情之山；不僅是神女皇帝（劉秀、劉備）神往之山；而且還有很多武士將軍也心馳萬山。晉朝鎮南大將軍、荊襄大都督杜預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壹位。
杜預何許人也？據《晉書?羊祜傳》載，西晉泰始5年（公元269年），鎮南大將軍羊祜（都督荊州軍政事務，出鎮襄陽），胸懷統壹江南孫吳政權壯誌未酬，竟暴病臥床，臨死前向前來看望他的晉朝開國皇帝武帝司馬炎“死諫”，舉薦右將軍杜預接替他的職務。羊祜死後，武帝司馬炎即揮淚頓拜杜預接任鎮南大將軍，都督荊襄軍政事務。杜預按任後，不負前任羊祜力薦和武帝司馬炎信任，督軍團練，政績卓著，僅用兩年時間即於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會諸將代吳，滅之”（《通鑒》語），實現了“三分歸壹統”的千古大業。這在《三國演義》最後壹回第120回中，羅貫中以“薦杜預老將（指羊祜）獻計策，降孫皓三分歸壹統”全章節記述了這壹中國歷史上壯懷激烈的歷史史實。西晉時襄陽百姓曾在峴山建有壹“杜預祠”，以示紀念。
然而，就是這樣壹個西晉開國元勛、功蓋華夏的壹代名將杜預，對萬山也獨具衷情，經常率眾登臨萬山，春遊觀山水，飲酒賦詩篇，最後竟癡迷到懷著對萬山的無限敬畏，在萬山東麓江邊立了壹塊“杜預碑”。應當給大家介紹的是，這塊碑不是壹般的墓碑、記事碑，而是壹塊對萬山歌頌詠贊的文化碑。據史料載，杜預在這塊碑上，借山喻人，借水喻世，縱情抒發了他對文學、思想、哲學的感悟，即情揮灑了他對人生、宇宙、山水的感嘆，表達人生有盡，而山水宇宙無窮，江山輪回，倉海桑田，高山為谷，海底為山，立碑警曉後代，務求超凡脫俗，敬為山水。其胸懷是何等的浩瀚、寬廣、大氣。後人評價他的這塊碑比蘇軾的《赤壁賦》意義還大，更有價值。因為蘇軾的《赤壁賦》僅僅是紀述了曹、吳赤壁之戰的史實，而杜預碑則表達的是對宇宙、自然、人生、包括對文學、思想、哲學的看法，在中國古代文化圈裏極為著名。但遺憾的是史料上對這塊杜預碑的碑文無完整記載，且在數百年後圯塌於萬山潭東側不遠處的漢水中。據《南雍州記》（公元389年東晉武帝始至公元554年梁元帝止的165年間，襄陽僑置雍州）記載，每逢天氣晴朗的日子，漁夫樵子常能看到萬山潭底的杜碑。唐代詩人杜甫在《回棹詩》中說：“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他以和杜預為同宗的口吻，說杜預碑圯於江底不是杜氏之過，亦贊揚了王粲井依然保存在萬山之巔。宋代詩人曾鞏在《萬山》詩中也說：“解佩蓋已幽，沈碑終自伐”，壹方面以神女“解佩授珠”的浪漫神話贊揚了萬山的古老悠久和美麗，同時對杜碑隨著山體圯塌自沈江底表示了無限惋惜。明代詩人曹璘在《春日登萬山懷古》詩中也說：“湘妃解佩名空在，杜預沈碑績已闌，”肯定了杜預碑沈於萬山北麓江底的事實。我想，假如清理漢江古河道，打撈出杜預碑，將是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的壹件幸事，我們襄陽也將在中華大地上更為出名。 據明朝天順三年（公元1459年）《襄陽郡誌》載：“老龍廟在城西北10裏，創自前代，明洪武甲寅（公元1347年）重修。”還說“老龍堤在縣西，臨漢江西河套，西抵萬山計十壹裏，上有老龍廟，故名。”從這壹記載中關於老龍廟與老龍堤的位置關系看，老龍廟在“城西十裏”，而老龍堤“西抵萬山計十壹裏”，即龍頭堤直抵萬山東麓腳下，距襄陽有十壹裏，而老龍廟未在萬山腳下，在距襄陽僅十裏，亦即離萬山東麓腳下有壹裏的位置。因此，老龍廟與萬山頂上古老須彌寺，而幽蘭寺，再保提寺不是壹回事，它是專為護佑漢江大堤而“創自前代”的。明末清初倒塌。
關於老龍廟與老龍堤，萬山附近有壹民間故事，說萬山是漢江襄陽段的龍頭，巍然屹立於襄陽以西的漢江上遊。在建老龍廟前，漢江年年洪水泛濫，即使從“三國時胡烈為襄陽太守，築堤以抗水”（《襄陽府誌》語），“宋元以降，守襄者莫不以堤為安務”，但由於萬山這個龍頭睜壹只眼閉壹只眼，致使洪水肆虐更甚，所築之堤也“累築累圯。”後襄陽地方官悟出要治江水必先尊萬山龍頭，於是在萬山腳下的漢江堤首始建老龍廟，並稱沿江大堤為老龍堤。自此後，萬山龍頭甚為高興，欣然以力約束漢水，方使沿江大堤固若金湯，老龍堤外漢江溫順東流，碧波浩渺；老龍堤內壹片蔥綠，歌舞升平。”
上述故事自然是壹個美麗的傳說，但凝聚著自古以來襄陽人民對萬山的敬畏和崇拜。這也是歷代文人到襄陽必遊萬山的原因之壹。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達官貴人和詩人為之贊頌。寫下了許多《大堤曲》。南朝樂府曲《襄陽樂》其中《大堤曲》詠：“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兒女，花艷驚郎目，”據說是劉宋肖綱（即南朝梁代簡文帝，公元550年至552年在位）所作，在宋梁之際是歌舞，有樂曲伴奏。劉禹錫在遊老龍堤時，競壹氣詠出《堤上行三首》，其中第三首曰：“春堤繚繞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開。日晚上樓招顧客，軻峨大 落帆來”。李白也寫過多首《大堤曲》，其中壹首詠嘆：“昔為大堤客，曾上山公樓。開窗碧峰滿，拂鏡滄江流。”孟浩然寫道：“大堤行樂處，車馬相馳突。歲歲春草生，踏青二三月”。 據附近老農說，在萬山與柳子山之間，原有壹個無名小山凸（現襄隆景觀大道在崗梁制高點的位置，萬山磚瓦廠用土挖平後，辟為公路），秦巴古道即是從此無名小山凸以南與柳子山之間穿過，是東進古城襄陽的關隘咽喉，故名柳子關。
考據現地理現狀，現襄隆景觀大道在崗梁制高點以西的公路並非原秦巴古道，而是正好建於古漢水“曲隈”和故道之上，這只是解放以後和近十幾年來公路幾度改建的事情。真正的古時秦巴古道路線遺跡尚存，它由西向東穿行於現襄隆景觀大道以南的崇山峻嶺之上，經現職業技術學院辦公樓，到原襄陽縣陶瓷廠，再爬上萬山與柳子山之間的無名小山凸以南，到達柳子關，其柳子關的準確位置應在今航宇公司（原名宏偉廠）大門位置。古時的柳子關並不象今天這樣無關隘之險，舒緩坦朗。據地方史記載，柳子關壹帶原本是榛莽蒼蒼，陡險蔽野，常有虎狼出沒。明朝詩人曹璘在《春日登萬山懷古》詩中說萬山“南向孤城臨漢水，西來大路枕秦關。”在這裏，“秦關”即指柳子關，說的是站在萬山居高遠望，萬山東南面向古城襄陽，北臨滔滔漢水；自西而來的秦巴古道悠然高枕著柳子關。由此可見，明朝時期的柳子關比自西而來的秦巴古道經過的崇山峻嶺要高得多，足見那時的柳子關是何等的壯觀、挺拔與高聳；而登上柳子關向東看去，則是居高鄰下，至古城襄陽十裏曠野，壹馬平川，更加彰顯了柳子關的雄奇、險峻與巍峨。蘇軾有詩贊曰：“過關無百步，曠蕩吞楚藪。登高忽惆悵，千哉意有偶。所憂誰復知，嗟我生苦後。團團山上檜，歲歲閱榆柳。”
萬山及其周邊的景點和故事還有很多很多，諸如漢臯臺、羊石廟、太山廟、霸王劍頂……等等，需要我們致力采寫和整理。萬山是壹部讀不完、閱不盡的歷史文化叢書；萬山是壹座挖不完、掘不盡的神秘文化寶庫；萬山是壹方寫不完、繪不盡的自然風景畫廊。它是襄陽人民的自豪，襄陽大地的驕傲，襄陽未來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