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新聞學教授Martin Conboy指出，“journalism”壹詞最早出現在英語語言當中是在1833年出版的壹份名為《威斯敏斯特述評》的刊物上。雖然這個歷史性的標記得到了西方學者們的認可，但是學者們對於“新聞事業究竟起源於什麽時候？”這個問題卻有著諸多爭論。在這些爭論中，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Jean K. Chalaby教授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提出的觀點最為激進。通過對比英美新聞事業和法國新聞事業的歷史，Chalaby教授認為，新聞事業起源於19世紀下半葉，並且是作為壹種“盎格魯—美利堅”（Anglo-American）式的創造而存在。這壹觀點與當時西方學界流行的“新聞事業起源於17世紀”論調大相徑庭，從而引發了諸多爭論。
在《發明新聞》（The invention of journalism）壹書中，Chalaby教授詳細闡述了他的觀點：“新聞”（journalism）是壹種特殊的“話語”（discourse），只有當它與其他形式的話語，比如文學和政論，能夠徹底區分開的時候，新聞事業才真正誕生。縱觀英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直到19世紀中葉，隨著“知識稅”（taxes on knowledge）這壹針對報刊出版物的重稅被逐漸取締，新聞這壹特殊話語才開始產生，而在此之前，報紙雜誌上所刊登的內容，只能被稱作“宣傳”或者“政論”。相比較之下，法國的報刊則始終沒有擺脫它與文學的聯系，法國報人並沒有英國報人那樣從事新聞事業的熱情和職業理念，他們把辦報作為通向文學殿堂的階梯。法國報人輕視新聞職業，多數法國報人是以成為文學大師為理想而暫時從事報刊工作——比如大文豪巴爾紮克也曾從事報業，但他並不具備作為新聞人的職業理想和職業技能。因而，他們的刊物所刊登的內容也就沒有成為獨立的新聞話語。通過對英法兩國報業發展歷史的對比，Chalaby教授認為，由於英國最早出現了獨立的新聞話語，所以可以認定新聞事業最早出現在19世紀後期的英國。並且，由於這種特殊話語的特征被英美的新聞界率先界定，所以新聞事業可以被看做是壹種“盎格魯—美利堅”式的發明。
要理解Chalaby教授的觀點，就必須要清楚“知識稅”對於西方新聞事業產生的巨大影響。自18世紀以來，歐洲主要國家都不同程度地針對報紙雜誌等刊物征收不同類型的“知識稅”，它名下的稅務種類繁多，並非只是壹個稅收項目。“知識稅”對歐洲主要國家的報刊影響巨大。合法出版的報刊承擔了巨大的稅務負擔，為此，他們不得不提高報紙的價格來確保成本的回收和盈利。但是，報紙價格的飆升無疑會導致購買者數量的減少，從而使得報刊市場大幅度縮水。在這種情況下，壹些非法報刊伺機蓬勃發展起來。非法報刊沒有經過合法註冊，因此也不需要繳納繁重的“知識稅”，所以它們的價格相對合法刊物就便宜了許多，從而搶占了部分報刊市場。而這些非法報刊的建立除了盈利以外，往往還有政治目的——常常是為某個特定團體的利益發出聲音。在這種情況下，充斥報刊內容的，往往不是時事和消息，而是各種代表不同利益團體的觀點和評論。這無疑給當時的西方新聞事業帶來某種程度的混亂。而“知識稅”的取締，則使得新聞事業再次回到“正軌”：壹方面，合法報刊重振旗鼓，非法報刊逐漸消失；另壹方面，報刊內容的重點也從發表觀點和評論逐步轉變為報道新聞和時事——也就是Chalaby教授所認為的獨特新聞話語的產生。
Chalaby教授的觀點在西方新聞學界有著重要的意義：其壹，他將新聞作為壹種獨立話語進行分析的研究角度，對很多學者在新聞學方面的研究很有啟發。其二，他強調的西方新聞事業，特別是英國新聞事業在19世紀後期的重大變化，引起了很多學者的關註。幾乎所有西方學者都認為“知識稅”的取締對於西方新聞事業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其三，他所推崇的“盎格魯—美利堅”式的新聞，也就是以英國和美國新聞事業為模範的新聞形式，被許多學者認為是壹種十分重要的新聞類型，並由此產生了許多後續研究。
當然，在崇尚批判精神的歐洲新聞學界，Chalaby教授的觀點在受到諸多關註的同時，也引來了很多批評和質疑。許多學者認可Chalaby教授的研究對學術界的貢獻，但並不接受他的“新聞事業起源於19世紀下半葉的英國”這壹結論。其中，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新聞學教授Martin Conboy認為，雖然新聞可以被看做壹種獨立的話語形式而存在，但這種話語本身是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的。因而，Conboy教授並不同意Chalaby教授將新聞僅僅限定為某壹種特殊形式的觀點。在《新聞：壹段嚴肅的歷史》（Journalism: a critical history）壹書中，Conboy教授指出，自17世紀報刊事業成型以來，新聞事業經歷了“刊登事件”、“發表觀點”、“報道新聞”等多個階段。他說，新聞事業總是變化並適應著不同時代。新聞事業總是在尋找壹種可以使自身與政治、經濟、文化背景相協調的方式並為公眾提供其獨特的服務——而這正是新聞事業的生存之道。另壹位歐洲學者Mark Hampton則提出兩個強有力的論點來反駁Chalaby教授。他說，壹方面，19世紀所體現出的新聞事業的素質在17世紀的新聞界也能夠被找到；另壹方面，直到20世紀乃至近年，與其說新聞話語完全取代了宣傳話語，不如說兩者之間相互妥協後產生了新的新聞形式。對於“知識稅”取締之後產生的新的新聞形式，Conboy和Hampton都認為這並不是新聞事業的起源，而只是新式新聞事業（new journalism）的開端。
西方新聞事業的起源與發展經歷了壹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同階段的新聞事業表現出了不同的特征。同時，由於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的差異，西方各國的新聞事業發展不平衡，壹些國家的新聞事業發展速度遠超於另壹些國家，並且在報刊內容的側重點上也各有不同。所以，雖然西方學者普遍認可19世紀“知識稅”的取締對於新聞事業產生的巨大影響，也認可“盎格魯—美利堅”式的新聞形式對於世界新聞事業發展的重大意義，但並沒有因此就認為新聞事業只能限制在某壹種特殊的形式之內。但是，無論如何，19世紀“知識稅”的取締和“盎格魯—美利堅”式的新聞形式，的確是西方學者在進行新聞學研究時所關註的兩個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