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歧視的陰影
種族歧視是美國人無法回避的歷史，或者說，種族歧視還沒有完全走進歷史。即便美國人有了第壹個黑人總統，也不代表美國根除了種族歧視。曾獲2009年普利策歷史獎的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安妮特·戈登·裏德，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的專欄文章中拿兩個例子進行了對比。今年早些時候猶他州邦迪農場的白人農場主們——其中不少人拿著武器——抗議聯邦政府的過界行為。聯邦官員和農場主們的對峙相當平靜，雙方之間沒爆發沖突。這壹事件被國際媒體傳為美談。可在弗格森鎮，黑人少年布朗之死引發了和平抗議，而政府的反應是派出壹支形似侵略軍的軍事化警察部隊，他們把武器對準了手無寸鐵的平民們。由此，安妮特·戈登·裏德得出結論，在當今美國，“黑人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公民”。
以弗格森鎮為例，居民三分之二是黑人，但該鎮53名警察中只有3名黑人；其所屬的聖路易市市長以及市議會6名成員中，有5名是白人。《紐約時報》報道稱，當前，在黑人人口占大多數的城鎮中，權力結構由白人主導的模式在美國很常見。
但弗格森事件畢竟是個案。該事件雖然暴露了美國社會中的人權短板，但不能以此否定美國在糾正制度性、文化性種族歧視方面取得的進步，更不能以此否定美國在整體上對言論自由以及集會抗議示威等人權的保障。國際社會關註弗格森事件，既不應只是看美國的笑話，更不應以此作為在人權問題上“比爛”的理據，而應以此為鑒，反求諸己。
事實上，美國媒體對弗格森事件的反省並不止於種族問題。最新壹期《時代》周刊發表的壹篇題為《即將來臨的種族戰爭與種族無關》的文章就認為，該事件導致每個人都對種族問題振臂高呼，卻令美國人忽視了壹個更大的問題：警察在選擇過度反應的目標時其實並不是那麽在意膚色，而是更加在意壹種比埃博拉病毒更加讓人痛苦的特征：貧窮。“貧窮是罪犯的同義詞”，階級矛盾很容易被掩蓋為種族歧視。
不管《時代》周刊這篇文章的結論對不對，它至少為我們判斷弗格森事件提供了另外壹個視角：在很多時候，在很多地方，所謂的民族、種族、族裔、宗教矛盾，說到底是由貧富差距導致的階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