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無疑是短期內防止經濟深度下滑最有效的工具，但是必須註意到我國經濟結構已經發生的變化和本輪經濟周期自身特征，政策著力點與1998年應有所不同。在全國上下全力保增長的過程中，要防止出現只重數量規模，不重質量效益；重上項目、搞投資，輕深化改革和結構調整的傾向，防止盲目上項目過程中產生新的不良政府債務。2009年公***支出要更多地向有利於促進就業、改善民生，有利於結構調整、促進改革，有利於帶動民間社會資本的活力等方面傾斜。雖然我國財政赤字率整體不高，政策空間尚有余地，但壓力也在明顯增加，要重在花錢買機制，要加強對政策效果的動態評估，並充分考慮政策效果時滯，避免政策措施出臺過於倉促密集。
我國在主動“軟著陸”過程中，受到來自外部的世界性金融危機沖擊波的疊加，造成了2008年三季度以後國民經濟的下滑明顯加快，原來的壹系列尚待觀察的“不確定性”在主要的方面變為確定，經濟運行中由前壹高漲期轉入新壹輪低迷期，因而宏觀政策必須實行重大轉變來作出應對。國務院常務會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於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決定，十分及時、果斷。
展望2009年，國民經濟將在繼續下行的過程中得到國家擴張性宏觀政策向上“托舉”的調節，總體的經濟運行政策導向鮮明地表現為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同時亦應註意促進改革，把短期調控與中長期的發展、改革結合起來。財政政策方面，可以作出如下壹些展望：
壹是在總量上與貨幣政策配合呼應，適度擴張，給突遇寒流的經濟增溫供暖。2009年的預算安排中，將較大幅度地增發長期建設國債和增加赤字規模——在這方面我們不論從名義指標來看，還是從實際公***部門負債的綜合考量來看，都還具有足夠運用的安全空間。政府“反周期擴張”將在帶來市場主體跟進、形成回暖的運行拐點之後，再“功成身退”。同時考慮到我國財政收入增長態勢已有明顯轉變，財政困難顯現，我國財政已進入“過幾年緊日子”的新階段。
二是運用支出政策積極優化結構，區別對待，大力強化經濟、社會的薄弱環節和增加有效供給。對於與“三農”有關的基礎設施、農業產業化的基礎條件建設；交通與能源、原材料方面的重點建設；貫徹區域發展戰略的重點建設；支撐改進基本民生的各類事項(就業、基礎教育、基本醫療保障、基本住房保障、社會保險中的壹系列具體事項等)；支持走創新型國家道路的項目和投入(重大專項、科技創新與開發等)；以及震災之後的重建，都會成為加大投入力度的重點。這些將會以乘數效應擴大內需，改善企業預期，提升經濟景氣，解除社會成員後顧之憂，消解“矛盾凸顯期”的壹些突出矛盾。這種政府區別對待、突出重點的“供給管理”在我國需要長期註重，但在政策擴張期更有條件來加大力度，多辦些想辦尚未辦、或力度應該加大的事情。對於貫徹科學發展觀和促進社會和諧，這種結構性的優化、升級，具有莫大的意義。
三是實行結構性的減稅和稅制改革，服務於長期的市場建設和機制轉換。這方面已確定的代表性事項，減稅首推增值稅轉型，消費型增值稅可以更好地使企業積極承擔市場投資主體角色，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和加快企業技改、升級；出口退稅和房地產有關的稅收，也可能會酌情向寬松方向作適當的動態調整。
四是將與多方協同配合，積極推進調動市場潛力的政策性融資。上壹輪積極財政政策啟動的第二年，即在1999年的時候，開始由長期建設國債所籌資金拿出部分財力用於大型企業技改貼息，即是帶有政策性金融性質的“四兩撥千斤”式調節，資金量至少可放大十倍。這壹輪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過程中，政策性融資工具除積極運用貼息外，還可以更加多樣化，積極地更多運用BOT、信用擔保、政策優惠貸款等方式，支持三農、中小企業、經濟增長點和創新活動。
此外，在今後我國擴張性財政政策實施調控的同時，對於公***財政管理體制的進壹步改革，也將有所推進。
財政收支增速將明顯減緩
受經濟增速回落、政策性減收因素的影響，2008年財政收入出現前高後低的走勢。
2009年，為了應對國內外諸多不利因素的挑戰，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需要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擴大內需、保持經濟增長，促進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和改善保障民生、促進和諧社會建設方面的作用。
2009年財政收入將難以保持近年的高增長勢頭，增幅將明顯低於2008年。盡管2009年政府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加大政府投資力度，但由於2009年財政收入增幅大幅回落，2009年財政支出增幅將低於2008年。
預計2009年財政政策五大取向為：1、擴大政府赤字和投資規模，保持投資平穩較快增長；2、增加城鄉居民收入，進壹步擴大居民消費；3、強化各項支農惠農政策，確保農民增產增收；4、加大財政政策結構調節力度，推進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5、深化財稅改革，推進稅制結構性調整。
在全面分析當前國際國內形勢的基礎上，不久前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明確列為2009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而且，圍繞保增長這條主線，推出了壹攬子的宏觀調控舉措。其中，可歸入稅收政策系列並將成為2009年中國稅收政策主基調的舉措，就是實行結構性減稅。
鑒於結構性減稅的提法相對較新且意義重大，有關它的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需要仔細說清：
壹、如何理解結構性減稅？
結構性減稅的核心內容，固然是減稅——稅負水平的削減，但將“結構性”與“減稅”拼裝在壹起，給減稅前綴限定詞，從而形成結構性減稅的特有概念，顯然是有特殊含義的。
其壹，有別於全面的減稅，結構性減稅是針對特定稅種、基於特定目的而實行的稅負水平的消減。即是說，它所牽涉的稅種，是有選擇的，而並非是不加區分地針對所有稅種的稅負水平的“平均使力”或“壹刀切”式的削減；它所追求的目的，主要是拉動消費與投資，特別是擴大最終的消費需求，而主要不是著眼於壹般意義上的社會總需求的增加。
其二，有別於大規模的減稅，結構性減稅所實行的是小幅度、小劑量的稅負水平的消減。即是說，它意在削減的稅負水平的量，是有限度的，而不是大量的；它所帶來的稅負水平的下降，是要控制在壹定幅度之內的，而不是可以不加掌控、隨意突破的。
其三，有別於有增有減的結構性調整，結構性減稅的出發點和歸宿，是納稅人實質稅負水平的下降和政府稅收收入的減少。即是說，它所追求的目標，就是納稅人實質稅負水平的下降，而不是在維持實質稅負水平大致不變條件下的不同納稅人群體之間稅負水平的此增彼減；它最終實現的凈效應，就是稅收收入的減少或稅收收入占GDP比重的相對下降，而不是在維持稅收收入或稅收收入占GDP比重大體不變條件下的不同稅種收入之間的此增彼減。
二、為什麽要實行結構性減稅？
結構性減稅提法的形成，有兩個特殊的背景。正是這兩個特殊的背景，構成了實行結構性減稅的特殊理由。
理由之壹：我們需要減稅。
面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以及我國經濟生活中的深層次矛盾，防止經濟增長幅度下滑過快過猛、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已經成為當前壓倒壹切的首要任務。在目前的條件下，保增長的根本途徑就是擴大內需。擴大內需，在財政上可以實施的基本舉措，無非有增加政府支出和減少政府稅收兩個線索。在其中，以減稅來擴大居民和企業的可支配收入，從而拉動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無疑具有基礎性意義。而且，在稅收收入的高速增長已經持續15個年頭，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獲得迅速提升的條件下，減稅對於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出的“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擴大最終消費需求為重點，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宏觀調控決策，更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理由之二：我國現行的稅制結構需要優化。
減稅，固然是作為應對當前經濟形勢需要而實行的壹項宏觀調控舉措，但是，對於它，是不能僅僅當作權宜之計或應急方法來看待的。也就是說，減稅必須有長遠的戰略考慮，不能也不應脫離既有的稅制改革方案軌道。
事實上，從2003年後期開始的新壹輪稅制改革，其重要的目標之壹，就是優化現行的稅制結構。比如，逐步增加直接稅並相應減少間接稅在整個稅收收入中的比重，盡快開征財產稅並結束財產保有層面的無稅狀態，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完善出口退稅制度，等等。將減稅的意圖與優化稅制結構的目標相對接，從而將減稅安排落實到具體的稅種上，自然要對不同的稅種“區別對待”，使“削長”與“補短”相銜接。
三、可以減少哪些稅？
那麽，根據上述的分析，究竟哪些稅種可以進入減稅的視野？
迄今為止，政府已經推出並將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繼續推出壹系列的以減稅為主要取向的稅制調整舉措，但就現實中國稅收收入的格局和實行結構性減稅的主要目標看，減稅的重點，可能要鎖定在如下兩個稅種上：
首先是增值稅。國務院已經確定，從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國範圍內實現增值稅由生產型轉為消費型。生產型和消費型增值稅之間的差異，說到底，就是對企業購入固定資產所付出的款項，在計征增值稅時，是不計入征稅基數從而準予抵扣，還是計入征稅基數從而不準予抵扣。準予抵扣，即是消費型增值稅。不準予抵扣，則是生產型增值稅。前者系對企業購進固定資產的支出免征增值稅，它體現著對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的壹種激勵。後者則對企業購進固定資產的支出照征增值稅，它體現著對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的壹種抑制。照此看來，增值稅由生產型轉為消費型的過程，也就是增值稅計稅基數趨於縮小的過程。在稅率不變的條件下，其最終的效應，就是減稅。
作為現實中國的第壹大稅種，2007年，增值稅收入占到了全部稅收收入的44%。它的調整和變動，無論對於中國現行稅制還是對於整個稅收收入而言，絕對具有“牽壹發而動全身”之效。因而，增值稅在全國範圍內的轉型，可說是政府能夠拿出的最大的減稅動作。據財政部門估算，這壹項減稅動作，在2009年，將減少大約1200億元的稅收收入。
當然，對於增值稅轉型所帶來的減稅效應不能做絕對的理解。因為，由生產型轉為消費型的增值稅，畢竟只是政府推出的壹項有利於減輕企業稅負、激勵企業投資的政策安排，這項政策能否產生實際的效應或者其實際的效應有多大，最終還要取決於企業對這項政策安排的反應。只有企業真的擴大設備投資了，真的著手技術改造了，真的增加投資需求了，增值稅轉型的減稅效應，才能真正“落袋為安”——進入企業的腰包。否則，它便只能是“樹林子裏的鳥”。
其次是個人所得稅。從2006年1月1日至今，涉及個人所得稅的減稅動作主要圍繞著兩個線索進行。其壹，增加工資薪金所得額扣除標準。先是由800元提升至1600元，後來又提升至2000元。其二，減輕進而暫免征收存款利息所得稅。按照財政部門的估算，個人所得稅的上述減稅動作，在2009年，將減少大約460億元的稅收收入。
最近的壹段時間，社會上又出現了壹股要求進壹步增加工資薪金所得額扣除標準的呼聲。甚至有了提至3000元乃至8000元的具體建議。然而，綜合考慮當前中國的現實和新壹輪稅制改革的方案，增加工資薪金所得額的扣除標準，似不應成為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或減稅重心所在。其基本的理由在於：
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實行的是分類所得稅制。列入個人所得稅的征稅項目壹***有11個：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企事業單位承包(承租)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等。盡管工資薪金所得是個人所得稅收入來源的大頭兒，占到全部個人所得稅收入的60%左右，但畢竟只是其中的壹個項目。忽略其他的征稅項目而僅對工資薪金所得這壹征稅項目進行調整，顯然不能說是全面的改革。此其壹。
現行個人所得稅的最大缺憾，是不那麽適合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道理非常簡單，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是壹種綜合的收入差距，是在加總求和所有來源、所有項目收入的基礎上才能計量出來的。現行的將個人所得劃分為若幹類別、分別就不同類別征稅的辦法，固然便於源泉扣繳，不易跑冒滴漏，也能多少起到壹些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是，在缺乏綜合所得概念基礎上實現的調節，畢竟是不全面的，甚至可能是掛壹漏萬的。讓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多納稅並以此調節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就要實行綜合所得稅制——以個人申報為基礎，將其所有的所得綜合在壹起，壹並計稅。此其二。
所以，鑒於“十壹五”規劃所繪就的新壹輪稅制改革方案，已經把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方向確定為“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並且，從現在起到2010年末，只有不足兩年的時間。抓緊當前這壹難得的機遇，通過將個人所得稅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改革付諸實施，從而在全面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前提下求得中低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稅收負擔的減輕，才是我們應當選擇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