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夜，清朝湖北新軍中的革命者在武昌發動武裝起義，中國大地上開始了壹場震撼全國和全世界的資產階級革命——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直接目標是推翻清王朝的反動統治。但由於這個統治已成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強固侵略地位和巨大侵略權益都是從清朝政府取得的，所以清王朝的命運不能不引起它們的極大關註。它們不甘充當這壹重大事變的旁觀者，而是進行了種種活動去影響這場革命的進程和結局。
帝國主義是天然地不喜歡中國革命的，因為它們決不願意看到革命來改變已有的半殖民地統治秩序。歷來中國內部每發生風吹草動，列強的第壹個反應往往是調動其在華武力；這壹次也不例外。武昌起義後，各國的軍艦紛紛駛往漢口水面。到10月16日，那裏已集結了英艦五艘、美艦三艘、法艦壹艘、德日軍艦各兩艘，***十三艘；20日增加到十六艘。壹些國家的在華艦隊司令也匆忙趕到那裏；日本第三艦隊司令川島令次郎於12日首先到達，17日和19日英國和德國艦隊司令接踵而至。各國艦艇碇泊武漢江面後，有的還分出壹部分水兵或海軍陸戰隊在漢口登陸，加上當地英、法、俄、德、日租界裏的外籍警察和義勇隊，組成壹支陸上武裝力量，先後在川島及英國艦隊司令溫思樂的指揮下在租界內展開活動。接著，各國又調派步兵到漢口替換登陸的水兵或加強租界內的武裝。在漢口沒有租界的意大利，也從其北京公使館衛隊中抽調三十余人到漢口加強其領事館的警衛。帝國主義列強爭先恐後地增強武漢壹帶水上力量和地面力量，名義上是保衛其租界、領事館、以及僑民的生命財產，實際上是為維護其既得權益而監視革命，就近觀察革命軍與清軍間的戰況，並造成臨戰態勢，隨時可以采取行動；其中有三艘德國軍艦在10月17日壹度向革命軍開火。。
與中立相聯系的是帝國主義列強相互間加強了磋商，為***同對付中國而實行協調壹致。這當然不能消除它們之間已有的矛盾，例如在幣制實業借款問題上的利害沖突就依然存在，毫無解決的希望；但即使在這方面，已經進行了幾個月的爭吵在中國發生革命後也減少了，至少在表面上緩和了下來。列強之間的協調壹致最明顯地表現在對清政府所提的借款要求上。初時英、法、德、美四國政府及其各財團在這件事上態度不壹致，經過協商，在英國政府的主張的基礎上統壹了起來，即都同意在當時的情況下應避免給中國任何壹方以貸款。11月8日四國銀行團在巴黎會議上決定在華實行“金融中立”，暫時不向清政府提供財政援助，這個決定立即得到四國政府的支持。這期間法國有壹個財團的代表勾堆插了進來，10月27日與清政府度支部簽訂合同，應許提供九千萬法郎（合三百六十萬英鎊）的借款，11月30日續訂合同將借款額減為六千萬法郎（二百四十萬英鎊）；但法國政府對此不予支持，反而加以阻撓，這筆借款終於未能實現。另壹方面，當孫中山於11月間在英、法兩國為革命政府謀求借款時，也遭到四國銀行團有關方面的拒絕。
在帝國主義列強對剛剛興起的中國革命正分別決定並相互協調政策時，這場革命的烈火已在全國各地燃燒開來。到11月下旬為止，湖南、陜西、山西、江西、雲南、貴州、浙江、江蘇、廣西、安徽、廣東、福建、四川各省相繼發生革命，宣布獨立。這就是說，武昌起義後不到兩個月，大半個中國已脫離了清朝的統治，長江以南已完全成為革命的天下。如果說，在武昌起義之初，革命能否站得住腳還是壹個引起爭論的問題的話，那末到這時事實已經做出回答，問題已轉到另外壹面：清王朝是否還能以某種形式存在下去。隨著革命地區越來越擴展，在華列強的利害關系的牽扯也越來越大。特別在各通商口岸，那是帝國主義勢力集中的地方，列強對革命的反應更是直接而強烈。
武漢三鎮的革命烽火首先在長江沿岸各地引起帝國主義者的驚恐，各口英國領事館官員們的反應具有典型性。他們所在的地方還沒有發生革命，就已緊張起來，紛紛致電英國駐華海軍司令溫思樂，要求派炮艦到他們那裏駐紮警戒。在宜昌（10月18日夜）、長沙（10月22日）發生革命前後，溫思樂果然派了軍艦前去；但長沙革命的第二天（23日），溫思樂就感到已力不從心，他指出，長江壹帶英國的海軍力量首先應專註於漢口，壹時無法再派赴其他各口。這反映了英國在華實力的不足。英國這樣，其他國家也是這樣。不過各國對中國革命都懷有戒備，於是在力量的使用上就結成了壹種互相補充的關系。在其他口岸如上海（11月3日）、蕪湖（11月9日）、重慶（11月22日）、南京（12月2日）等地相繼發生革命時或革命剛剛取得勝利後，總有英、法、德、日、美等某壹國或幾國的軍艦停泊在那裏或很快就趕去。這種情況也並不以長江各地為限，沿海各口如廣州、福州（皆11月9日）、廈門、煙臺（皆11月12日）、北海（11月14日）也莫不如此。在壹些地方，有的國家（包括俄國）還以保護領事館或租界為名，派陸軍前往或水兵（海軍陸戰隊）登陸。所有這些，同各國在漢口的所作所為如出壹轍。
上海的革命引起各國最大的重視。上海扼長江的出入口，是全國最大的通商口岸；對帝國主義各國來說，這裏不僅有它們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且有重大的政治影響，這是它們對華半殖民地統治的縮影，而實際上已受它們直接統治的租界（公***租界和法租界）更是它們在中國的特權和特殊地位的象征，它們決不容許革命對這壹切有絲毫的觸動。武昌發生革命後不久，帝國主義者就開始醞釀怎樣在上海應付可能出現的變局；隨著上海革命形勢的緊張化，他們的策劃也更加具體，重要的壹條就是武裝戒備。上海租界內本來就有外國警察，又建立了義勇隊，還有守衛各國領事館、銀行的海軍衛隊，但他們仍認為不夠，11月3日溫思樂更建議英政府與德、日、法、美四國協商各派步兵壹千五百名到上海來；他認為這樣不僅可加強外國在上海壹地的實力，也可借以對整個長江流域產生“抑制性的影響”。德、日兩國在華海軍司令也分別向各自的政府提出同樣的建議。但他們的建議剛提出，還來不及為有關各國所采納，上海在當天就落入了革命者的手中。接著，革命者又奪取了吳淞要塞。這期間美、法等軍艦上的士兵已在上海登陸，英艦也準備於必要時派水兵上岸；同時英國政府急令香港軍事當局以步、炮兵等六百余名做好準備，以便隨時調赴上海。帝國主義列強如此赤裸裸地在上海（以及其他口岸）革命者面前炫耀武力，顯然是為了把中國的革命約束在它們所許可的範圍內。朱爾典指示英國駐上海總領事法磊斯，可以與革命當局進行事務上的往來，但公***租界的地位不得受任何影響。他認為，對任何試圖以強力改變租界現行管理辦法的行動，都應以“外國的武力占領”來回答。事實上，帝國主義者不只是以武力為後盾維護其既得利益，而且還要乘機擴大在華權利，他們擅自改變上海公***租界會審公廨的地位就是壹個突出的事例。
這個會審公廨正式成立於1864年5月（那時上海的英、美租界合並還不滿壹年），五年後（1869年）由英國駐上海領事公布有關其組織及活動的規章《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據此，公廨的職能是按照中國法律處理租界內的中國居民之間以及外國人為原告、中國人為被告的壹切民刑案件（在涉及外國人的案件上要按照中外條約處理）；設同知壹員（後來人數有增加）主持其事，其人選由上海道遴派；公廨中的通事、翻譯、書辦、差役等工作人員由該同知任命；該同知等的薪資由上海道支給；租界內的中國人犯、逃犯，該同知得逕行派差傳拘，不用上海縣的傳票，也不必借助於租界工部局的巡捕。這壹切都說明，會審公廨在初成立時是設在公***租界內的中國法院；但中國的法權在這裏受到外國的侵犯，主要是：壹、凡涉及外國人的案件，須由外國領事或領事派員會審；二、受雇於外國人的中國人為被告的案件，中國同知應先知照該外國領事；審判時，該國領事或領事派員得到堂聽審；如該被告為外國領事的仆役，須得該領事允準，方可拿捕；三、壹方為無領事的外國人的案件，應由壹外國陪審官與中國同知會審，任何壹方如不服同知的判決，可上訴於上海道或外國領事；四、無領事的外國人犯罪，由中國同知審判、定罪，詳報上海道核定，而上海道須與壹有約國的領事商酌辦理；等等。此外，根據會審章程，公廨的管轄權有限，特別是在刑事案件上，它只限於辦理枷杖以下的罪名，至於軍流徒罪以上的案件以及命案等，則不在它的管轄範圍內，而歸上海縣審斷、查驗。在會審章程頒行後，帝國主義者便逐漸對上述某些規定表示不滿，企圖修改章程，擴充會審公廨的權力，擴大外國陪審官的權力和外國領事對公廨事務的幹預權。到辛亥革命前夕為止，會審章程雖未能修改，但會審公廨的管轄權等等事實上已不斷有所擴充，例如1906年外交團與清外務部商定凡判刑五年以下的案件都可由公廨處理，只是判刑五年以上的犯人才應移交上海縣管轄。1911年11月初上海發生革命，清朝在上海的統治被推翻，公***租界內的會審公廨也暫時關閉。革命者既控制了上海，隨之也想接管會審公廨。在這種形勢下，帝國主義者立即乘機展開了奪取公廨控制權的陰謀活動。11月7日，美國陪審官海德利（那時各國都已有陪審官）向工部局提出關於會審公廨的六條建議。壹時工部局、領事團、特別是領袖領事比利時駐上海總領事薛福德和英國總領事法磊斯都緊張地活動起來。10日，領事團通知工部局張貼布告，宣布各國領事已“確認”三名原來的同知為審判官（讞員），在各國陪審官的“指導”和***同“協作”下繼續執行職務；已“授權”工部局使其巡捕房接收會審公廨的監獄、執行該公廨的傳票和拘票（須經有關的領事當局蓋印）、執行該公廨的法令和命令（須經有關的陪審官副署），並在各方面維護公廨的法定權威，等等。此通告在會審公廨門前壹貼出，租界巡捕馬上就采取行動，進駐公廨的女監、拘禁所，接管了公廨的房屋建築。接著，領事團又決定要租界工部局接管會審公廨的財務行政，包括支付其壹切費用、支付除中國審判官以外其他全體工作人員的薪資、接受公廨的罰款收入，等等。12月22日，領袖領事向北京外交團提出報告，列舉領事團對會審公廨已經采取和即將采取的各種措施，除上述各點外，還有極重要的兩點：壹、租界內的“壹切刑事犯罪”，包括應判處五年以上監禁的罪犯，都由會審公廨處理；二、“純屬中國人之間的民事案件”應有外國陪審官觀審。這樣壹來，帝國主義者長期以來所追求的擴充會審公廨的權力、擴大外國陪審官的權力和外國領事對公廨的幹預權等目的便全部達到。實際上可以說，領事團攫奪並由此控制了會審公廨，改變了它的地位，使其脫離了中國的司法體系和中國的管轄。這是帝國主義乘辛亥革命之機侵犯中國司法權的壹個嚴重步驟。當時無論上海的領事團或者北京的外交團都把以上做法說成是“暫時的權宜辦法”，而事實上這壹切辦法都長期鞏固了下來。
奪取中國的關稅是帝國主義乘中國革命之機擴充利權的又壹重要事件，這件事是以海關總稅務司奪取關稅的統轄權而實現的。
辛亥革命初起時，武漢革命當局沒有馬上過問當地海關的事。革命政權第壹個接觸海關問題並與海關當局發生交鋒的是湖南軍政府。10月22日長沙發生革命。湖南軍政府壹建立，即以湘軍都督名義照會長沙關英籍稅務司偉克非，宣布要接管海關及郵政局（當時郵政局附屬於海關管理）。偉克非壹面表示拒絕，壹面向駐在北京的英籍海關代理總稅務司安格聯請示辦法。安格聯已經在籌劃海關應付革命的對策，15日他已指示江漢關（漢口）稅務司不要“讓稅款跑到革命黨的庫裏，23日他向清政府稅務處幫辦大臣胡惟德表示，應“采取某種方針確保[已歸革命黨控制的口岸的]關稅不致為革命黨用作軍費，並留供償還外債。”這就為他們處理已革命口岸的關稅規定了基本原則。接著，安格聯又與英國公使朱爾典就長沙海關所面臨的問題進行磋商，確定了具體方針。26日兩人分頭采取行動：安格聯致電偉克非，要他“向有關方面說明，海關稅收已指抵外債，為了避免與列強發生糾紛，最好暫時將稅款交由總稅務司或領事團保管”；朱爾典致電英國駐長沙領事翟比南說：“應當勸誘叛黨政府同意海關稅收暫時由總稅務司或領事團保管；妳應當與海關稅務司合作，竭盡全力以求達到此壹目的。稅款依法是屬於外國的債券持有人的，叛黨如擅自動用，可能因而與列強發生嚴重糾紛。妳應向叛黨政府指出這壹點。”偉克非根據安格聯的指示，與湖南軍政府展開交涉。軍政府這時提出將關稅收入存貯於政府的大漢銀行，暫時凍結，軍政府及稅務司都不動用。這已經從原來要接管海關的立場向後退了壹步，但偉克非仍不接受。他在翟比南的支持及從旁配合下，向革命當局步步進逼。他聲稱革命政府的銀行“靠不住”，軍政府還沒有得到列強的承認。他暗示，如不聽他的話，海關工作人員將實行集體罷工。這期間，帝國主義各國的炮艦不斷在長沙江面出現，實際上起了對軍政府進行恫嚇的作用。處此情況下，湖南軍政府在11月初的短短幾天內節節退讓：第壹步，同意稅款存貯於英國匯豐銀行；第二步，同意以總稅務司的名義存貯；第三步，同意在總稅務司不“擅行支取”的條件下，自己也不去動用。這就是說，它放棄了自己控制和使用長沙海關稅收之權，而把關稅的保管權交給了總稅務司；而且它還同意嶽州（10月23日發生革命）海關的稅收也照此處理。這樣，長沙關就開了壹個先例，這使安格聯、朱爾典都非常滿意，他們決定把這套辦法推廣到正在紛紛發生革命的其他通商口岸。特別是上海壹轉向革命，朱爾典立即電令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做出規定，“叛黨政府”不得去觸動海關收入。他還指示各地英國領事幫助當地海關當局去全力抗拒革命政府幹預外國人管理下的郵政。在英國使領館官員與中國海關洋員到處互相協調、***同對付中國革命時，中國革命者在這方面卻缺乏統壹，各自為政。各地革命當局對海關和關稅問題的態度各不相同，處理的方法也彼此歧異，但結果卻大致如壹，即在很短的時間內，幾乎到處都步入了長沙的後轍，使安格聯—朱爾典的方針取得勝利。在廣州，粵海關英籍稅務司梅樂和從革命政府得到比長沙還要多的允諾，為總稅務司爭得了動支關稅之權。11月20日安格聯函告偉克非：“廣州和廣東的其他口岸，已經做出妥善的安排，稅款用我的名義存放在銀行，我可以動支償還到期的債務。”又說，“我同廣東商定並經其他地方政府默認的辦法，已經得到列強的同意。”列強當然是同意的。11月9日安格聯就已向朱爾典坦率地說過，“我需要時間來把中國的關稅置於我的也就是外國的控制之下。”現在他果然把已革命各口岸的關稅置於自己的統轄之下，使之專用於償還外債，保障外國債權人的利益，這實際上也就是置於外國的控制之下了，這是完全符合列強的意願的。這樣做又使革命者不能使用關稅，因而也是清政府所贊同的。在上述安格聯給偉克非寫信的同壹天（11月20日），清政府在給朱爾典的壹個照會中宣布：關於已爆發革命的各地的海關收入，已劄飭海關總稅務司，應將其全部用於償付外債及庚子賠款。
但帝國主義並不以奪取革命地區的關稅為滿足，它們要把全國的關稅壹網打盡。11月19日安格聯與朱爾典再次經過磋商，分別采取行動。安格聯又找胡惟德（這時是剛剛成立的袁世凱內閣的署外務部大臣），要他向政府建議“把尚未脫離中央的各口岸的稅款毫無保留地交給我（安格聯）經管”；朱爾典借口英德續借款此時到期的壹筆本息清政府未能如期償付，照會清政府，“堅持要求采取步驟將全部稅款——不僅已非政府所有的那些口岸的稅款，而且還有仍由政府控制的那些口岸的稅款——置於總稅務司的管理之下”。清政府不敢違拗，11月27日外務部通知朱爾典，“所有各口岸之關稅，現已悉置於海關總稅務司管理之下，以備撥付外債及賠款。為此，外務部已咨請稅務處劄飭總稅務司立即采取必要步驟，償付上述到期未付之債款。”④根據這個精神，安格聯很快就定出四條辦法，壹方面要尚在清政府統治下的各關如已革命口岸的各關壹樣，將所收關稅壹概交由各該關稅務司轉寄上海匯豐銀行，存於總稅務司賬下；另壹方面要求各國公使“選派外國銀行委員會”商定各項外債償還的先後次序，以便總稅務司照順序按期付還①。這四條辦法經清政府審核批準後，外務部於12月2日照會朱爾典轉交各國公使。事情發展到這裏，清政府對待關稅問題從原則到具體辦法都已確定。但關稅的管理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因為“外國銀行委員會”如何組織、如何活動等都還有待決定各國公使業已就此事向上海各有關的外國銀行總董（經理）征詢意見各總董於11月23日開會做出了六條決議，提交外交團考慮；各國公使不能做主，已分頭報告本國政府。在各國批準這六條以前，外交團只好暫時等待。
帝國主義從奪取革命口岸的關稅很快發展到把清朝統治各口的關稅也壹並奪去，清楚地說明它們維護及擴充其在華權益的範圍並不以革命地區為限。這個情況也表現在其他方面，而且直接涉及京畿壹帶。
八條是中國關稅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件。它既是前此壹百天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洋員***同串通以奪取中國關稅保管權的種種活動的總結，又是以後多年間帝國主義控制中國關稅的依據。它把中國海關所有凈存稅款只能專用於償付外債及庚子賠款的原則最終確定了下來，並就具體貫徹此壹原則的基本方法和程序做了壹整套規定。它正式宣告了壹個新機構各國駐滬銀行委員會的誕生，以此來接受中國海關的全部凈存稅款，監督這些稅款的保管和分配，並處理以這些稅款償付外債及庚款各事宜；同時又直接間接賦予了外國和中國的壹些原有機構以新的權利或職能，這就是：把存貯中國關稅的利益交給了匯豐、德華、俄亞[道勝]三家外國銀行，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職權範圍擴大到主管各通商口岸的關稅的征收、保管、凈存稅款向上海匯解、在上海三家外國銀行存貯、以及從中提撥款項、償付到期外債，等等，壹言以蔽之，給了總稅務司以統轄全部關稅的大權。從此，中國的關稅從征入到付出（付給外國債權人）的全部過程都脫離了中國人之手，而歸於總稅務司、三家外國在華銀行和各國駐滬銀行委員會分別管理、受授，最後流入外國債券持有人之手。因八條辦法的制定而造成的這壹切嚴重情況，是帝國主義的外交團非法幹預中國關稅的結果；反過來，這八條辦法又把外交團對中國關稅的幹預合法化了，這成為帝國主義列強乘辛亥革命之機在財政上套在中國身上的壹個新枷鎖。
八條辦法正式頒行之日，正值國際金融市場上中國債券的市價出現不穩情況之時。倫敦匯豐銀行及英國政府都急切地期待中國的關稅趕快置於八條辦法的軌道上，以便解除外國債券持有人的顧慮，在金融市場上起安定作用。在此以前，總稅務司安格聯已采取行動，將各地稅款向上海調撥；這時各國駐滬銀行委員會也展開活動，其中壹件事就是提出壹個因中國發生革命而愆期未付的各項債款清單，要求償付。從2月13日（即清帝退位第二天）起，上海關稅務司開始按八條辦法提撥款項照單付還；到4月底，所有過期未還的外債本息全部還清。這樣壹來，中國債券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信用就逐漸恢復，日益牢固；盡管自1911年10月以來積欠的庚子賠款這時還不能補還，但外國的中國債券持有人已大為安心了。這些情況發生在中國政局劇烈變化、袁世凱統壹南北兩個政權之際，因而客觀上有利於提高袁政府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地位，有利於袁政府舉借新債。
第二、日本在東三省乘機擴大勢力。
1月初，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任命藍天蔚為關外大都督，組織艦隊，籌劃北伐。日本估計北伐軍的登陸地點極可能是遼東半島南部壹帶，便立即抓住這個問題，乘機謀求擴大在東三省南部的侵略權益，首先是取得“獨自負責保全關外鐵路”之權①。前此兩個月，即1911年11月初英國倡議保護北京到海口的交通線時，日本就已經向英國提出，根據1900年俄國的先例，它（日本）應有“護衛”關外（山海關到奉天）鐵路之權，英國表示承認①；現在它要進而取得俄國的同意。1912年1月17日，日本外務大臣內田康哉指示日本駐俄大使“急速”向俄國有關當局“秘密說明”：如北伐軍開始行動，“必使南滿洲地區壹時陷於混亂狀態”，為維護日本“在該地區之權益，保全關外鐵路免遭破壞，維持北京與該地區之交通運輸”，日本“或將不得不增派若幹軍隊前往該地”，希望能“取得俄國政府事前諒解”。俄國表示對此“不持異議”，但要日本“壹旦決定增派部隊時，務必在事前通告俄國政府”②。
實際上，日本利用自己在旅大租借地的地位以及在南滿鐵路沿線駐兵的權利，在1、2月間已有軍隊壹萬二千多名駐紮在東三省南部各地③。2月初，由煙臺開出的北伐軍壹部在遼東半島碧流河口附近登陸，經過與清軍交鋒，占領了花園口。日本指責這些軍隊進入了旅大租借地以北的隙地（中立區），有背條約，應當撤出。藍天蔚同意。不久清帝退位，藍天蔚軍撤回煙臺。
在清帝退位前後，壹些頑固反對民國的滿族王公及保皇分子，如肅親王善耆、恭親王溥偉等，紛紛逃入旅大租借地，其中有的人如善耆“受到日本當局的特別招待和保護”①。日本侵華分子壹面把這些人豢養起來，同時又極力拉攏、收買壹些內蒙古的王公和上層分子②，作為在滿蒙制造事端和分裂活動的工具。
第三、1月11日俄國政府發表公報，提出在“已宣布獨立”的蒙古人與清政府之間進行“調停”的條件①。這是俄國幹涉我國外蒙事務的新步驟。
與此同時，日本向俄國提出在我國內蒙劃分勢力範圍的倡議，日、俄兩國開始了分割內蒙的陰謀活動。
在遙遠的西南，1911年底西藏發生動亂；進入1912年後，騷亂不斷擴大。英國乘中國多事，開始對西藏進行新的幹預。
這幾件事都成為民國初年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國身上的重大交涉課題，下面各節將作具體的敘述。
第四、袁世凱的民國政府壹成立，在對外關系中首先抓了兩件事，壹是要求各國承認中華民國，二是要求四國銀行團提供善後借款。帝國主義列強對這兩件事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態度：它們並不想馬上解決承認問題，而對承攬借款則甚為積極，並且從這裏入手，壹步步把剛建立的中華民國拖進了國際金融資本的羅網，這就是善後大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