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煤電”技術作為基於燃燒前捕集的C C S技術,適合於新建的燃煤電站,其與國際同類項目同時起步,具有高起點、自主創新等特點。就目前而言,以“綠色煤電”為代表的清潔煤發電技術在我國的發展已走到了壹個轉折點,在政策、資金、行業壁壘、運營成本等方面面臨著壹定的瓶頸和困難,亟須政府扶持。
首先是政策方面。由於IG CC和C C S在我國都屬於新興技術,其本身的復雜程度高於現有的常規燃煤發電技術,“綠色煤電”技術將兩者進行整合,實施的難度顯然更高。這就意味著,發電企業在推進未來有很大發展潛力的新興技術的初期,需要承擔相當大的風險,因而國家對相關產業的扶持政策也就顯得至關重要。例如,美國在其2005年頒布的能源法案中,規定以財政補貼、提供貸款和稅收減免等方式來推動IG CC的商業化運行。中國IG C C雖處在示範階段,C C S也還處在研究試驗階段,但“綠色煤電”計劃的整體推進也需要類似法律法規的保障。由於目前我國對IG C C和C C S技術尚缺乏明確的產業政策支持,使得“綠色煤電”計劃的實施進程整體落後於預期目標,並且在未來仍有壹定的不確定性。
其次是資金問題。由於IG CC和C C S技術目前還處於示範階段,尚未開始商業化推廣,相關的新技術、新工藝在研發階段的累積成本導致“綠色煤電”示範電站在初期需要較高的資金投入。同時,能源類技術儲備所需的時間相當漫長,壹般在20年-30年之間。加之項目的工藝本來就復雜,使企業面臨的投資風險非常大,對於後續的“綠色煤電”近零排放示範電站來說更是如此。因此,對於“綠色煤電”這種國家能源戰略儲備性技術,單純由企業主導的確存在諸多困難。從目前國外已有的IG C C項目看,這些項目基本都是由各國政府主導並部分投資。例如,美國政府對其第壹個IG CC項目提供了1.2億美元資助,日本的IG C C項目中政府投資占30%。然而,我國的天津IG C C項目僅從科技部863計劃中獲得了數千萬元的科研經費資助,絕大部分投資由華能牽頭的國內企業承擔。
再次是跨行業、跨區域合作問題。以二氧化碳的捕集和封存技術實施來說,這已經超出了發電企業的傳統業務範疇,需要在有關政府部門的統壹協調下,通過電力企業與石油、地質等企業之間跨行業、跨區域的廣泛合作方能實現。目前國際上普遍認為,應首選通過強化石油開采的方式實現二氧化碳的封存,這相比單純的直接封存,可以為石油企業帶來更大收益,因而更加具有經濟驅動力。但目前在我國,壹方面,石油屬於國家戰略性資源,石油企業的開采等經營活動需嚴格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來執行;另壹方面,相關的產業鏈尚未形成,不同行業之間的技術與經營目標也存在壹定差異,因此,單純依靠發電和石油企業之間進行二氧化碳封存的合作存在壹定難度。
此外,我國目前燃煤電站上網電價主要基於國家發改委公布的各省市標桿電價水平核定。但如前所述,IG C C電站在示範階段的供電成本必然要高於常規燃煤電站,對於這種尚處於示範階段的發電技術,如果不綜合考慮其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同樣執行標桿電價,必然會導致發電企業的虧損,影響企業研發示範新技術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