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將嚴重網絡語言暴力納入公訴案件的建議》於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在微博中發布，引發熱議。目前懲治網絡暴力已有規則，但“法不責眾”是懲治網絡暴力實施者時經常遇到的尷尬場景。針對網絡暴力，法律對公眾如何落地的“指責”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
網絡風暴具有強大的“破壞力”，不僅危及群眾對客觀事實的辨別力，還會造成不可挽回的不幸。全國人大意味著TCL創始人李東生認為我國還存在諸多問題，如相關法律法規適用範圍銜接薄弱、受害者和消費者維權成本相對較高、其服務平臺監管責任缺失等。據此，他明確指出，中國除了進行專業法律打壓網絡暴力外，還應加大對網絡暴力責任主體的處罰幅度，將情節惡劣的案件納入公訴案件。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會委員魏世忠也持相同觀點。他建議根據健全的法律制度加強網絡平臺的義務，將嚴重威脅社會發展的網絡暴力傾向納入公訴案件範圍。
那麽，如何制定將網絡暴力納入公訴案件的規範？是否有必要將網絡暴力降低為公訴案件的規範？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安徽省委周在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表示，網絡暴力是否納入公訴案件不能壹概而論。
“現階段，對網絡暴力的懲罰有三個層次。第壹個層次是刑事案件的處罰。比如，網絡暴力的個人行為涉嫌嚴重威脅國家主權和公共秩序的，由公安部門立案偵查，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第二層是行政處罰，關鍵是公安部門給予網絡暴力實施者治安處罰、治安拘留等處罰；第三層是規定網絡風暴實施者按照民事案件進行賠償或賠禮道歉。”周說，“網絡暴力是否納入公訴案件，現階段有壹定的規範，需要深入分析細節。”
同時，周註意到，現階段不宜將網絡暴力納入公訴案件規範。如果規範降低，處罰範圍必然擴大，給處罰帶來諸多困難。“現階段的問題不在於對網絡暴力的處罰標準低，而在於被處罰的案件總數太少，無法起到威懾作用。”
周指出，過去在懲治網絡暴力個人行為時，經常出現“法不責眾”的情況。關鍵原因在於，在實踐中，網絡暴力施暴者通常以虛擬相似、人群聚集的形象出現，“導致相關部門不清楚該懲罰誰，受害者不清楚該向誰提起訴訟”。
對於此事，周覺得有必要根據途徑和手段，追蹤網絡大爆發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禍首，並對他們進行“打擊目標”。但是，我們應該區分和懲罰這些盲目從眾或破壞性的分子結構。“在網絡暴力案件中，嚴懲網絡爆發的始作俑者和首要分子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