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的同時，蒲魯東還主張建立契約制度來代替政府。他認為，凡是壹切處於契約關系的地方，都不需要警察履行所有的監督保護職責，人們也不再需要國家和政府幹涉他們的事務。他說:“壹切都是通過合同來完成的。我和鄰居達成協議——我的意誌體現在合同裏。同樣，我可以與我所在社區的所有居民簽訂合同。同樣，我所在的公社可以和其他任何公社簽訂合同。我深信，各地以這種方式制定的、反映了數百萬不同意願的法律將永遠只是我的法律。”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理論和主張是從斯蒂納那裏繼承來的。馬克思指出:“壹個沒有權威的社會。革除迷信，司法，行政，警察，國民教育，戰爭，海軍等等。每個方面都有斯蒂納式的修辭”。雖然蒲魯東吸收了斯蒂納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和言論，到處鼓吹無政府主義，但在實際行動中卻泰然自若地忍受法國強權的統治。這說明他的個人生活和思想之間的巨大落差是他軟弱和妥協的集中證據。
作為無政府主義的鼻祖，蒲魯東是壹個反權威主義者。他反對任何國家和政府，然後反對壹切權威，即任何形式的“統治和服從”。他在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作《19世紀的革命思想》中極力主張反權威主義，認為政府、正義、教會、土地、金錢都不應該成為權威。只要不要權威，就可以“使個人利益與人類利益、集體至上與個人至上達到前所未有的壹致性，……不要權威！就是讓自由契約代替專制法律，讓自願協商代替無情的至高無上的正義；讓理性倫理取代啟示倫理；讓權力制衡取代權力制衡；讓經濟統壹取代政治集權。”簡而言之，他幻想建立壹個“沒有權威的社會”。正因如此，蒲魯東主張當地居民應該組成“自治團體”，這些“自治團體”應該組成“自由聯邦”。他認為這個“自由聯邦”是絕對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