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引導不是灌輸，輿論回應不等於平衡。在新的互聯網時代，強調信息的共享、互動、聯系與合作，要求輿情應對的理念從管理思維向治理思維轉變，要求尊重、信任、重視和尊重人，摒棄宣傳和控制思維，樹立大眾傳播的理念。壹方面，要推進跨部門、跨系統的信息互聯互通，構建自上而下、橫向縱向壹體化的輿情應對和信息發布機制。壹方面，要加強與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內容分發平臺的協調，提高媒體傳播信息的生動性、完整性和準確性。要尊重和把握輿論傳播規律，把握時機，把握節奏，講究策略，註重時效，加快構建輿論引導新格局。
第二，善用政務新媒體，打造全媒體傳播矩陣
如今，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快速發展，新媒體網絡動員能力越來越強，網絡輿情越來越復雜，這也對政府新聞發布提出了新的挑戰。憑借新媒體平臺傳播速度快、覆蓋面廣、影響力大、社會滲透力強的特點，近年來，各地政府部門的信息發布工作從“線下”走向“線上”，紛紛開通微博、微信、客戶端，搶占網絡輿論新陣地。
政務新媒體的成長也為信息發布帶來了新的機遇。據統計，2016年，政府應對的400起公眾輿情事件中，41%以政府新媒體為信息響應渠道，成為輿情應對和信息互動的主要陣地。[3]植根於媒體輿論場的政務新媒體，與網絡輿論有著天然的密切互動。移動互聯網時代，善用政務新媒體，化解輿論危機，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面對復雜多變的互聯網輿論場發展態勢，各級政府部門緊緊圍繞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和公眾關切，大力推進重點領域信息公開，加強信息發布、政策解讀和回應公眾關切。移動政務也在努力克服自身的問題，如國家發展不平衡、運行機制不完善、缺乏聯動、服務效率低等。政務新媒體在社會管理創新、政府信息公開、網絡輿論引導、傾聽民聲、樹立政府形象和群眾政治參與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三，完善輿情監測體系，尤其是風險預警和效果評估。
輿情監測包括輿情預警監測、過程監測和效果監測。目前，各級政府機構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輿情監測中心，但輿情監測目前大多側重於過程監測，預警和效果監測不夠。輿情預警是關鍵環節，早期準確識別預警信息是提高輿情處置準確性和效率的前提。壹般來說，輿情的風險等級主要由輿情事件發生的頻率、嚴重程度和破壞性決定。總結以往輿情的經驗教訓，在提前編制社會公共事件輿情危機風險地圖時，應考慮各類風險類型、危害程度/範圍、風險等級、薄弱環節、應對級別、傳播渠道等，有助於從全局上防控輿情熱點，減少負面輿情對社會正常運行的幹擾。
此外，在輿情監測效果方面，要明確輿情的評價標準，主要看輿情責任主體的正確性和有效性，如黨政機關等輿情責任主體能否第壹時間回應社會治理輿情，專業程度如何，是否動態發布，是否有治標措施和治本安排，是否有完善的制度等。最重要的是衡量輿論責任主體能否凝聚社會各界的智慧，化解社會矛盾，提升社會意識。
第四，做好相關社會政策解讀，完善輿論引導，引導民眾理性發言。
政策輿情應對考驗各界解構能量。改革觸及各方利益。對於新政策、新改革所觸及的利益調整和關聯，各方往往神經緊張，輿論復雜，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往往帶來巨大的負面效應。社會公共事件和政策相關的輿論，大多是媒體和公眾對信息理解的不對等造成的。比如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除夕夜漢中張扣扣遇害事件，北京大興(118)特大火災後大規模驅逐農民工事件，引發輿論動蕩。其中壹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沒有在社會事件發生之初及時出面進行政策解釋和輿論引導，導致謠言和輿論的非理性傳播。
所以做壹個權威的解讀，傳播主流聲音，就顯得尤為重要。國務院80號文件也強調:“對涉及群眾切身利益、影響市場預期的重要政策，各地各部門要善於運用媒體，實事求是，有針對性地進行政策解讀。”政府部門和主流媒體要充分利用權威引導輿論，做好解疑釋惑工作，滿足社會知情權，幫助社會各界全面正確理解相關政策，理性發言，避免社會誤判。通過引導政策輿論，形成政府與民眾、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營造改革發展的良好輿論氛圍。
五、線上-線下、事件-輿論、眼前-長遠雙管齊下，做到標本兼治。
在全媒體傳播環境下，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既要重視顯性的輿論引導，即已經公開表達的輿論，也要重視對隱性輿論、尚未公開表達的輿論或尚未表露的情緒的監控。既要註重正面回應和網上輿論引導，又要註重線下同步行動；既要註重引導輿論實現良性溝通，又要探究背後的真正原因，更要註重社會公共事件的徹底解決；既要註重眼前問題的解決，又要註重長效制度的推進。只有做到這種線上-線下，事件-輿論，眼前-長遠，才能達到標本兼治的目的。如何引導網絡熱點案件的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