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的衣食住行研究

高層次的生活追求在歷史上雖然壹直存在，但在生產、生活方式沒有重大改變的前提下，衣食住行大體是在延續前代基礎上緩慢發展，延續多於變化，秦漢時代即如此。> >　衣的本來功能為避寒、遮羞，隨著時代發展，其社會價值功能也漸顯現。> >　秦漢時期的衣料，主要有絲帛、麻布、葛布、動物皮毛等，其中又以絲織、麻布的使用為普遍。戰國以來，種植桑麻、養蠶織績是家庭副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紡織、染色等技術成熟，使得絲、麻衣料的種類、數量、質地、紋樣等，較之此前都有長足發展。就壹般情況而言，絲織衣物屬貴重物品，主要是貴族、官僚及有地位、財富的階層使用；普通百姓，多以麻布（由大麻、苧麻的表皮纖維制成）為基本衣料，“布衣”這壹服飾用語，故成為平民階層之代稱。葛布（由多年草本生植物的表皮纖維制成）作為衣料，應較麻布為珍貴。安帝時，鄧太後以葛布賜諸校書之人，顯示葛布似非尋常織品。動物皮毛衣料，在邊疆或少數民族地區普遍使用，在內地並不流行，或被視為貧者之衣。此外，棉作為外來衣料，主要見於西域地區，使用並不普遍，中原之地更毋論矣。> >　——秦漢時代的生活禮俗壹般人平時所穿衣物，可分袍服與短衣兩類。本來衣、裳不同，系上下不相連屬的服制。戰國時，將上衣下裳連在壹起的新式服裝開始流行，稱為“深衣”。秦漢時的各種袍式服裝，沿襲了深衣的基本特征，是當時最重要的服制。袍服有衣、袍、等款式。衣是夏季所穿袍式服裝，沒有襯裏，多用輕薄衣料制成。馬王堆壹號漢墓出土的素紗衣，身長128厘米，袖長190厘米，重量僅49克。袍是壹種長至腳踝、袖子肥大、襯有綿絮的秋冬季衣服，男女均可穿著。袍有纊袍、袍之別：纊袍系用新產絲綿所制之袍，多為上層或富有階層使用；袍為新舊混合絲絮制袍，主要是貧寒人家或隱逸之士穿著。與袍相近，是日常便服，但更加寬大。在進宮、祭祀等重要場合，穿著是不敬行為，如武安侯田恬“坐衣入宮，不敬，免”（《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東漢時，段因滅羌而被賜絳壹領，此時已被視為珍貴衣物。> >　短衣類服裝有內外衣之別。衫無袖端，貼身穿，不宜厚，故為單衣。亦貼身，形制有二：壹種是不縫出褲管，僅以壹幅布纏於腰股之間；壹種是合襠的。外短衣有襦、、裙等。襦是長及於膝蓋的外套。《說文解字》曰：“襦，短衣也。”這裏所說短衣，系相對衣、袍等長衣而言。襦有單襦、復襦等種類：單襦主要在夏季穿，或稱汗襦；復襦有裏有絮，天寒時穿。襦男女均可穿著。襦的下擺剛及膝蓋，故下面必著。漢代的亦有兩種：壹種是不合襠的，僅著於腿部，或稱脛衣，此種在日常生活中或可不著；壹種是兩襠縫合的合襠褲，襦下必著之即為此種。除襦與短配合穿外，武士皆著長，短衣與長搭配穿著，也見於文獻及考古資料。對女子而言，下衣為裙。上襦下裙是秦漢女子的通行服式，正如《樂府詩集·陌上桑》詩雲：“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裙因膝以上為襦覆蓋，故形成上長下短的樣式，後來出現上襦短而下曳長裙之新潮流。> >　衣服制度之外，尚需註意冠制。“在身之物，莫大於冠”（《論衡·譏日》）。從某種情況而言，冠是最能體現等級制、禮儀性的服飾，其社會價值遠超出實用價值本身。《禮記·冠義》說道，“冠者，禮之始也。”司馬彪《續漢書·輿服誌》中，記錄冠制與戴者身份、特定場合之關系，在繁瑣規定中確立尊卑上下等級。冠多用緇布、縞素和漆等織物制作。秦漢四百余年間，冠的種類多，形制也發生很大變化：先秦時冠上無幘，西漢時承襲此制，後則冠上始加幘。幘原為包發頭巾，後演變為便帽狀。身份低微的人不能戴冠，只能戴巾幘。《釋名·釋首飾》記載，“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蔡邕也說，“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獨斷》）上層社會男子在不戴冠時也可戴幘，漢代戴幘（巾）者多為社會下層男子。約東漢中後期，巾不再是貧民或低賤者的象征，漸演化為時尚雅致之標誌。> >　飲食在人類生活中具有頭等意義，故古語有“民以食為天”的說法。> >　以各類糧食作物為主食，以蔬菜、肉類、果類為副食，是內地各區域飲食之***性；肉類及奶制品在邊疆民族地區飲食中占有較大比重。秦漢時的糧食作物，有粟、黍、菽、麥、稻等多種。粟、黍、稷等作物，指或黏或不黏的各種谷子。菽作為豆類總稱，有大、小豆之別。麥作為外來作物，從西漢中後期以來，在黃河下遊的種植漸廣。稻主要生長於淮河以南地區，品種眾多；現在稻科的三大品種秈、粳、糯，漢代都已存在。以糧食作物的發展為基礎，形成秦漢居民主食新結構：傳統作物黍的重要性減弱，小麥地位明顯上升，形成以粟、麥、稻為主導的主食結構，菽逐漸由主食向副食轉化。蔬菜以葵（冬葵）為主，還有韭、蔥、蒜、瓠等，考古中還發現有黃瓜等菜籽。肉類主要是家禽、水產及野生動物等。家禽類中以豬、雞為普遍，漢簡中常見以雞招待過往官員、使者的記載；水產類以魚為主，鯉魚食用似最為普遍；野生動物以小型禽獸類為主，如雁、雉、兔、鹿等。棗、栗、梨、梅、杏、柿、李等見於先秦文獻的品種，漢代均有實物出土；始見於秦漢記載的有蒲陶（葡萄）、離支（荔枝）等，或來自西域，或來自嶺南。邊疆及西北地區的肉食以羊居多，羊肉對內地人屬稀罕肉類，常被朝廷用作賞賜。> >　主食品種主要有飯、粥、餌、餅。飯是去糠後的粟米、麥粒或稻米加水後煮制而成，是先秦時期流傳下來的主食制作方法之壹。這種制作方法使用普遍，反映在 *** 觀念中，“飯”與“食”緊密相連。《說文解字》雲：“飯，食也。”煮熟的飯還可制成、糗等幹飯，即將飯在太陽下曝曬，去其水分，以便保存。這類幹飯食物便於攜帶，是出行時不可缺少的物品。粥也是當時常見主食，粟、麥、稻、豆均可作粥（羹）。麥飯、豆粥是北方下層民眾的主要食品，“麥飯豆羹皆野人農夫之食耳”（《急就篇》）。餌是以黍米、稻米等米粉和水揉制蒸熟的食品，先秦時已有；餅是去麩的麥粉用水揉制蒸熟的食品，伴隨著小麥在黃河流域種植面積擴大及碾磨技術的發展而出現。成書於西漢後期的《急就篇》，已將餅、餌列為食物之首；東漢中期以來，餅類食品推廣，有胡餅、湯餅等。胡餅可能是現在所說的燒餅，湯餅似為今天的面片或面條。餅食的發展大大沖擊舊有的麥飯傳統彭衛：《漢代飲食雜考》，《史學月刊》2008年第1期。，是秦漢食物制作方法改變的標誌之壹。對社會各階層而言，醬或豉都是主要的佐餐之物，故唐人形容醬在漢代飲食中猶如領軍之將。醬壹般是用豆合面加鹽制成，豉是用煮熟的大豆發酵而成。菜肴制作，尤其是肉類烹制，有炙、蒸、臘、膾等，炒法此時尚未出現。> >　秦漢時通行的餐制是每日早、晚兩餐，故人之常情“壹日不再食則饑”（《漢書·食貨誌》）。社會上層及特殊人群張家山漢簡《傳食律》記載：丞相、禦史（大夫）及二千石官員的使人，“若遣吏、新為官及屬尉、佐以上征若遷徙者”，以及軍吏、縣道官有緊急事件要上報者，才有資格接受傳舍供應的壹日三餐之待遇。參見《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第164頁。，不受壹日兩餐的限制。淮南厲王獲罪徙蜀，朝廷仍予其“皆日三食”（《漢書·淮南王傳》）之優待。所謂三食，指早、中、晚三餐。天子的飲食，按禮制規定為壹日四餐，秦漢是否如此已不可知。對廣大平民百姓而言，終日勞作，壹日兩餐已屬難得；壹旦遇災荒、戰亂，忍饑挨餓乃至喪命，更屢見不鮮。對貴族、官僚及富有階層而言，飲食不僅僅是果腹之需，享受美味則成飲食追求。畫像磚石所見形象的庖廚圖，文獻中對豪侈飲宴的記述，出土文物中展現的豐盛實物，記載美食制作之新出簡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等：《沅陵虎溪山壹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無不說明有身份、地位、財富者的飲食特征。宴之中頗能反映文化特色者有：壹則，位次有尊卑。壹般來說，堂上為尊、堂下為卑，東向為尊、北向為卑。二則，分餐就食制。受制於坐具、餐具，主賓均席地而坐，壹人壹案分餐就食。三則，男女同宴飲。女子可在公開場合與男性壹同宴飲，甚者可應邀去他人家中與男子宴飲。除佳肴、美酒、絲竹、歌舞外，宴飲中尚有“為壽”、娛樂等活動：“為壽”即敬酒祝福，晚輩對長輩、主賓之間均可“為壽”；娛樂助興，除行飲酒令外，尚有投壺、博弈等，輸者須飲酒。> >　秦漢時的住居，以室屋為核心，以院落為擴展，是基本的***性。> >　壹般民宅的通常形式是壹堂兩室或壹宇二內。睡虎地秦簡提到壹個被審訊人的住居時說，“壹宇二內，各有戶，內室皆瓦蓋，木大具，門桑十木。”《睡虎地秦墓竹簡》，第149頁。這壹描述頗能反映壹般人的住居情況：堂屋壹間、臥室兩間，都有門，房屋都用瓦蓋，木構齊備，門前有桑樹十株。文帝時招募百姓徙於北邊塞下，晁錯建議朝廷為這些人修建屋室，“先為築室，家有壹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漢書·晁錯傳》）。從這些記載看，壹堂兩室似是秦漢壹般民戶住居的基本樣式。屋室的附屬建築有廁、豬圈等，廁所與豬圈常相連，有養豬、積肥的雙重用意。室屋之外即為院落。簡單的院落或用竹、木圍成，講究者用夯土或土坯築墻，由此形成壹個較封閉的空間。生活空間實際上並不局限於此。《淮南子·天文訓》中有“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即內室、堂屋、庭院、大門、小巷、大街和野外。這由近及遠、由內到外的生活空間，雖已遠遠超出狹義的住居範疇，但更能反映出當時人的住居情形，新近國內首次發現的漢代聚落遺址能清楚印證這點。> >　三楊莊遺址劉海旺、張履鵬：《國內首次發現漢代村落遺址簡介》，《古今農業》2008年第3期。位於河南內黃縣南部的黃河故道中，年代在兩漢之際；因黃河的壹次大規模泛濫而被整體淤埋於泥沙，庭院布局、農田壟畦保存完好，屋頂和坍塌墻體保持原狀。從已發掘的四處庭院來看，院落格局基本壹致，都是坐北朝南的封閉型兩進院。除壹處庭院情況復雜外，其余三處庭院均為壹堂二室，與上述百姓住宅形制吻合，庭院的居住者當為普通人家。屋舍建築材料壹致：磚地基、瓦蓋頂，屬土木混合結構。院內有廁、牲畜棚等；除出土農具外，加工糧食的器具，如石磨（用來磨漿或磨粉）、石碓（用來脫殼），家家戶戶均有，這對認識當時人的飲食狀況有益。庭院南大門外，有磚砌的水井，並鋪就小道連接院門前。庭院後面（北面）多種有成排樹木。據初步判斷，以桑樹居多，也有榆樹。庭院周圍是大面積的耕作農田。每戶庭院之間並不緊連，有數十米的農田相隔。遺址內尚有若幹條道路，據寬窄而有主幹道（最寬約14米）、次幹道（寬約5米）、小道（寬約3米）之別，而小道又是庭院與主幹道相通的獨家使用道路。> >　大型庭院是貴族、官僚、富人階層的住居。這類住宅的占地面積較大，建築設施也更為齊全復雜。房間類型除堂屋、臥室、廚房、廁所外，還有宴飲場所、車房、馬廄、倉庫等。從考古發現的畫像磚石及陶屋模型來看，大型庭院多在中軸線上布置前後堂及大門等三四進以上的建築，建築前後有數重院落。大門能通馬車，有屋頂，門旁有房間可留賓客，稱門廡；進門有院，對門的正房為前堂，前堂是宅第的主要建築，多高大；前堂後有墻，分宅為前後兩部，故有後堂，後堂之後或有樓，再後是全宅後門。中軸線左右有院墻，墻內設廊，使後堂與門廡相接，形成壹數重院落的建築群。這類大型院落多為數代同居。對尤為豪奢的王公官僚而言，住居向園林化方向發展，在東漢時期有突出表現。住居中有樓、閣、臺、榭，池、山、花、木，頗具苑囿氣息。譬如，梁冀“廣開園囿，采土築山，十裏九阪，以像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首，飛走其間”（《後漢書·梁冀傳》）。文獻記載或有誇大，但梁冀住居之奢侈，由此可見壹斑。> >　行字本意為道路，與交通關系密切，交通又堪稱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之基礎。> >　秦漢大壹統帝國的時代，對全國交通有統壹規劃，形成以京畿為中心、向四周輻射的歷史上最早的全國交通網絡，賈山就說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漢書·賈山傳》）。當時較重要的交通幹線有：連接關中、中原及東方的三川東海道，連接關中與江漢平原的南陽南郡道，連接關中和西北的隴西北地道，連接關中和九原的直道，以及連接河東及右北平的邯鄲廣陽道。從現存秦漢馳道遺跡看，路面寬度在五十米以上，耗費巨大、征調人眾是肯定的。壹些重要工程，如秦馳道、直道，漢之褒斜道、通漕渠，均由皇帝決策動工。東漢碑刻中，如“開通褒斜道摩崖”、“何君閣道碑”等，多少也反映出地方修造路橋工程之不易。壹般來說，城市道路要優於鄉裏，較寬廣；都城街道更寬闊，如長安城內的主要大街多寬為45米，東漢洛陽城內大街寬度甚至超過50米。道路或關卡的管理較嚴格。各階層民眾出入關口需攜“符”、“傳”等通行憑證；在很長時間內，馳道是禁止皇帝以外的其他人穿越或行走的。> >　秦漢時交通的發展，首先有益於政治統治。朝廷以交通為憑藉，輔以完善的郵傳體制，以文書行政推行政令，有效的控制全國各地。日常政令的傳遞依其性質及地域遠近而有別，緊急政情軍務依其級別而提高信息傳遞速度，使彼此間能較快的實現聯系與溝通。漢軍平羌將領趙充國，自金城申奏軍事計劃，到宣帝批復後頒下，往返不過7日，傳遞速度每天達400裏以上。其次，有益於社會經濟。承繼戰國以來社會經濟發展趨勢，即生產與消費已沖破地域界限，以秦漢時四通八達的交通為基礎，“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史記·貨殖列傳》），奠定帝國初立時代經濟之繁榮。分布於交通幹線上的城市，也藉其地理優勢而有大發展，“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湊，萬物之所殖者”（《鹽鐵論·力耕》）。再次，有益於文化發展。各地區、各階層在交往中，文化、習俗間的相互影響，對文化發展有特殊意義：在文化上結束戰國分裂時代局面，開啟統壹新局面之漢文化的孕育。> >　水陸交通工具的主體是車與船，由於地理條件差異的緣故，北方多乘車，南方多行船，車又尤為重要。秦漢車的種類繁多，最常見者為軺車。這是壹種四面敞露的車，可立乘，亦可坐乘，多數只駕壹匹馬。軺車因車廂小，車速快，有“輕車”之稱。車比軺車增加壹對車耳，即裝在車上方、用以遮住車輪頂部的擋泥板；車耳多呈長方形，外側有垂下的邊板。車耳顏色取決於官員級別，“長吏二千石車朱兩，千石至六百石朱左”（《漢書·景帝紀》）。東漢，車飾不同意味著等級有別，成為標誌身份的象征之壹劉增貴：《漢隋之間的車駕制度》，載《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第十卷《生活與文化》，第178頁。。與車廂敞露的車相對的，是車廂被掩閉的衣車。衣車中最具代表性的車型為輜車，往往乘坐女性。駕車以馬為尊，以牛為卑。《史記·五宗世家》說七國之亂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牛車顯然是規格較低的車；東漢晚期情況大變，“古之貴者不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為常乘”（《晉書·輿服誌》）。車多使用於上層社會，對貧寒者來說，出行亦即步行；普通百姓或殷實人家，常使用的交通工具，是有載人兼載物功能的鹿車（獨輪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