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會計法是什麽方法？

激進會計法(Aggressive Accounting)是指不當地編制損益表以取悅投資者及提高股價。這種激進會計行為在實務中表現為：財務舞弊和財務報表重述。激進會計行為在我國表現為財務舞弊和重大會計差錯更正。近年來，重大會計差錯更正和財務舞弊的發生率越來越高，並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和監管部門的註意。

激進會計政策

激進會計政策指在法律法規允許之內，公司管理層對財務數據進行操縱，來達到某種有利於當前管理層的目的。

雖然此類會計操縱多數不違法違規，但卻很有可能違反了審慎、公允、可持續等會計精神，使得公司的會計數據不能真實的反映公司經營狀況。常見的激進會計政策包括過於樂觀的收入確認、隨意更改折舊政策、壞賬政策，和資產減值準備政策等。比如四川長虹（600839）新管理層在2004年上任後大舉記提了40億出口合同壞賬，導致當年公司巨虧，但第二年由於確認實際損失減少，又使得賬面業績實現高速增長，新管理層甩掉包袱得以輕裝上陣。投資者如果明了公司此類操作業績額意圖，可以發掘到短期的交易機會。但大多數情況下，公司采取激進的會計政策多表明其真實經營狀況遭遇較大困難，甚至是危機，不得不靠改變會計政策來粉飾賬面利潤，投資這樣的公司顯然風險很大。

國外激進會計行為的經驗研究

(壹)激進會計行為的動機研究國外研究表明，管理者進行財務重述和舞弊的動機是以權益為基礎的補償計劃(股票期權)為了維持正收益和外部籌資需要。Byrne(2002)認為，管理者進行財務重述和舞弊的目的是為了股票價格上漲；Beneish(1999)和Kedia(2003)的研究表明：在財務重述和違背美國通用會計原則(GAAP)行為披露之前，會有大量的內部交易和股票期權交割行為發生；Erickson，Hanlon and Mayhew(2003)和 Richardson，Tuna and Wu(2003)的研究也表明，與非財務重述公司相比，財務重述公司股票補償中CEO補償占了更大的份額；Murphy(1999)對1990年公司研究後認為，股票期權補償的使用在劇烈增加，表明錯報收益的動機也會增加 (Swanson et al.，2004)。除了管理者自身的動機以外，如為了維持正收益和外部籌資需要，這種資本市場動機也是很大的，Richardson,Tuna and Wu(2003)通過對 1997～2001年期間年度報表中出現收益重述的上市公司研究後認為：為了吸引低成本的外部籌資以及維持持續正的收益增長而進行收益操縱，這也是收益重述的動機之壹；Dechow,Sloan and Sweeney(1996)對違背GAAP而被SEC處罰的公司研究後，也發現了外部籌資的動機。

(二)市場對激進會計行為的反應國外資本市場對激進性會計行為施加了壓力，Jarrell and Peltzman(1985)研究認為，財務重述宣布時造成公司市場價值大幅度下降，表明市場對公司施加了嚴重的聲譽懲罰；Feroz，Park and Pastena(1991)對58家受SEC處罰的樣本公司進行了研究，在SEC處罰發布兩天內，其市場超常累計回報率平均值為-13％；Palmrose,Richardson and Scholz(2004)對1995～1999年期間403家重述公司研究表明，在重述報告發布兩天內，其超常累計回報率平均值為-9.2％，類似的研究諸如 Anderson and Yohn(2002)，Richardson et al.(2003)，Wu(2002)和 Hribar and Jenkins(2004)，這些研究表明重述報告發布會造成股票價格的下降。

(三)激進會計行為對盈余信息含量的影響 財務重述後公司盈余信息含量是否會改變，表現在對盈余信息含量的長期和短期影響，首先對該問題提供研究證據的是 Anderson and Yohn(2002)and Wu(2002)，Anderson and Yohn(2002)對財務重述宣布後第壹季度盈余進行檢驗後發現，市場對第壹季度盈余的反應為負；Wu(2002)的研究得到同壹結論，市場對財務重述後前兩季度的盈余反應為負，這些是對盈余信息含量在財務重述後短期變化的研究。對財務重述後盈余信息含量長期變化進行研究的是Wilson(2005)，他研究了1997～2002年期間207家重述財務信息的公司，在對公司財務重述前後5個季度的盈余宣布檢驗後認為，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在財務重述時期是下降的，但是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的減少是暫時的，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在財務重述前後五個季度內呈現U形，即從財務重述後第二季度開始，信息含量的減少在恢復，到財務重述後第四個季度，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已基本上恢復到初始水平。

(四)激進會計行為和高管變更之間的關系既然重述報告發布會造成股票價格的下降，那麽進行激進會計行為的公司應該有較高的高管變更率，但是早期的研究並沒發現激進會計行為和高管變更之間有有顯著性關系，Beneish(1999)和Agrawal et al.(1999)研究的研究表明，違背GAAP公司的高管變更證據很弱，而Gerety and Lehn(1997)的研究是個例外，他們對1981～1987年期間受SEC處罰的62家公司進行研究，與控制公司相比，違背會計準則的公司，其董事受到了嚴重的聲譽懲罰，外部董事的數量明顯下降。隨著美國內部控制機制在20世紀90年代有了較大改善，後期研究發現了財務重述和高管變更之間顯著性關系，如Srinivasan(2004)選取了1997～2000年收益重述公司樣本，發現了對審計委員會成員和外部董事的聲譽懲罰，重述公司的董事變更增加；Desai，Hogan and Wilkins(2006)對1997～1998年116家收益重述公司進行研究後發現，60％的重述公司在兩年內至少經歷了壹個高管變更，而只有35％的配對公司在兩年內至少經歷了壹個高管變更。這些研究說明，對於激進會計行為除了資本市場之外，公司內部控制機制也對高管實行了嚴厲的聲譽懲罰。

(五)激進會計行為和公司治理 激進會計行為和公司治理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壹是發生激進會計行為的公司治理具有什麽樣的特征；二是公司發生激進會計行為後，其公司治理如何變化。關於第壹方面的研究，Dechow，Sloan and Sweeney(1996)對違背GAAP而被SEC處罰的公司研究後認為：違背GAAP而被SEC處罰的公司，其董事會更加可能被管理者所主導，董事會主席和總裁二職合壹的發生率要高，很少設置審計委員會和外部董事。關於公司治理如何變化的研究，Farber(2004)對 1984～2000年期間上市公司違背SEC披露規則後的公司治理改變狀況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公司治理在SEC處罰披露後有了很大的改變：外部董事的比例增加，主席和總裁二職合壹的頻率減少，審計委員會成員增加等。Desai，Hogan and Wilkins(2006)用公司治理變量(超過5％的股東持股比例、外部董事比例、總裁和主席雙職合壹的比例、內部持股比例)來衡量公司收益重述後公司治理的改變，檢驗後認為：外部董事比例有了更大增加。

(六)激進會計行為和審計 激進會計行為和獨立審計之間的研究包括兩個方面：激進會計行為對審計獨立性的影響，激進會計行為和獨立審計質量之間的關系。DeFond and Jiambalvo(1991)采用前“八大”所審計作為高報盈余的錯誤發生的控制變量，但是沒有發現前“八大”事務所審計對錯誤的發生具有解釋力；Rapoport(2003)在2002年64家被SEC處罰的上市公司中並沒有發現高非審計費用的證據；Read，and Whisenant(2003)和Agrawal and Chadha(2003)沒有發現非審計服務費和重述之間的關系；而 Kinney，Palmrose and Scholz(2004)檢驗了1995～2000年期間收益重述公司和非重述公司的審計服務費，沒有發現內部審計費用和重述之間的關系，但是發現非審計服務費和重述之間的關系，稅務服務費和重述之間呈現負的相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