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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犯罪與法》的主題

作者假設《罪與罰》的主題是:

第壹,人不是生來享受幸福的。只有通過苦難才能獲得幸福(作為受害者,我寧願被壓迫被踐踏)。

二、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思想:攫取統治這個社會的權力——不擇手段。“在小說中,他通過自己的形象,表現出對這個社會過度的驕傲、自大和蔑視。”“主宰這個社會。”他要“迅速奪權,暴富。”殺人的念頭是作為現成的東西出現在他腦海裏的。“他幻想造福人類,但他選擇的“奮鬥”之路,首先是保證個人的“自由”。

他試圖站在社會之上,他對這個社會的“反抗”是個人主義的。這樣的“抵抗”失敗了。

但是寫作的時候,作為壹個真正的藝術家。他的現實主義思想占了上風。《罪與罰》成為20世紀60年代揭露俄羅斯社會殘酷性的最有力的文學作品之壹。它以驚人的藝術力量表明,如果我們停留在這個社會的基礎上,停留在它的現實和意識的界限內,我們將永遠找不到任何出路。整部小說回蕩著被這個社會碾壓的人無法壓抑的絕望吶喊:妳不能,妳不能這樣活著。無路可逃成了小說的主旋律。

拉斯柯爾尼科夫是法律系的壹名大學生,他被貧困壓垮了。因為無法維持最低生活,他被迫輟學,躲在更像櫥櫃或棺材而不是房子的壁櫥裏。房東不再給他提供食物,並威脅要把他趕出去...

於是拉斯柯爾尼科夫產生了殺人的念頭,因為“統治者”和“拿破侖”都是肆無忌憚的。然而,這只是壹種“思想”。從“思想”到“行動”,還要再經歷壹次“飛躍”。在他和壹個放高利貸的老女人做了第壹筆抵押貸款後,他在壹個小餐館裏聽到壹個大學生的談話。那個大學生也有類似的想法,但他並不真的想把想法付諸實踐。

然而,現實迫使拉斯柯爾尼科夫止步於“思考”。

拉斯柯爾尼科夫理解馬爾梅拉多夫的場景,決定了整部小說的基調,它立刻把小說的主題提升到對人類命運的悲切反思的高度,讓讀者立刻感覺到自己置身於百萬人受難的悲涼氛圍中。讓父親告訴人們他的女兒如何以及為什麽不得不成為壹名妓女。世界文學中很少有人能如此深刻地揭露人生的悲哀、痛苦、屈辱和悲慘。只有深深同情下層階級悲哀的藝術家,才能創造出如此震撼人心的形象和畫面。後來,拉斯柯爾尼科夫對索尼婭說:“把自己扔進水裏,壹下子結束這壹切更正確,壹千倍正確,壹千倍明智!”索尼婭對他的話壹點也不驚訝,只是問道:“他們(卡特琳娜·伊萬諾夫娜和三個孤兒)怎麽樣?”對於窮人來說,甚至自殺都是壹種罕見的奢侈。也許索尼婭可以投河自盡,但即使她這樣做,她仍然不能把三十盧布放在卡特琳娜·伊萬諾夫娜面前的桌子上。生活中確實有壹些情況可以讓壹個公正的觀察者相信,自殺是壹種只有生活有保障的人才能得到的權利,是壹種自己可以享受的奢侈品。像索尼婭這樣的人甚至不能自殺。他們的處境是,天上無道,地下無道,生而無道,死而無道。擺在他們面前的現實是:破壞道德是犯罪;不要破壞道德——對待親人也是壹種犯罪。如果索尼婭不出賣自己的身體,孩子們就會餓死。馬爾梅拉多夫說:“每個人都必須至少有壹個去處。”但是馬爾梅拉多夫、索尼婭和卡特琳娜·伊萬諾夫娜無處可去。“上帝啊!沒有正義嗎?妳不來保護我們這些無助的人,妳來保護誰?.....世界上有法律,有正義,壹定有,我壹定會找到的!”走投無路的卡特琳娜·伊萬諾夫娜絕望地說。然而,無情的現實是,“上帝”並沒有“保護”他們;她直到死也沒有找到她心目中的“正義”和“公道”。可見她所生活的社會是沒有“正義”的,“上帝”是聾啞人,對窮人的悲慘命運視而不見,眼睜睜地看著“這樣的事”(索尼婭的話)發生在自己面前...卡特琳娜·伊萬諾夫娜的藝術形象非常感人。讀者仿佛看到了這個跌入社會底層,被生活折磨的高傲女人。他們似乎看到了她臉上的紅暈,她灑在手帕上的血,她壹陣陣的咳嗽和絕望的哭泣。“什麽?求妳了,父親?.....不需要...我沒有罪!.....不要懺悔,上帝會原諒我的...他知道我受了多少苦!.....就算他不原諒我,也就算了!..... "她死前說。當然,她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貴族”出身,那份能證明她身份和幸福過去的“證書”會壹直伴隨著她,直到她離開這個世界。但是,這些並不讓人覺得有損這個悲劇人物的形象。相反,它們讓這個人物看起來更豐滿,更真實。

“人,這種卑鄙的東西,什麽都會習慣的!”聽了馬爾美拉多夫講述的故事後,拉斯柯爾尼科夫想。但是“如果我想錯了呢?如果從整體上來說,整個種族,也就是說全人類,真的不卑鄙,那麽就說明其他的壹切都是偏見,只是發自內心的恐懼,不存在任何障礙。”習慣壹切,服從壹切,是卑鄙的;能抵抗和“穿越”過去的人,並不卑鄙。從“思考”到行動,拉斯柯爾尼科夫已經邁出了第壹步。

但僅憑馬爾梅拉多夫壹家的悲慘遭遇,不足以讓主角邁出決定性的壹步。於是,第二天早上,我立刻收到了媽媽的來信。

用他媽媽的話來說,他就是他們的“壹切”,他們的“全部希望”,“全部希望”。為了他,母親願意“犧牲”女兒嫁給壹個毫無愛情的律師——魯人。唯壹現實的道路等待著他的妹妹杜尼婭,按照他的說法,與索尼婭的命運無異,只不過披上了“合法婚姻”的外衣,本質上還是要為了親人出賣自己。後來,斯維·德裏格斯洛夫也用自己的方式說了同樣的話:嫁給魯人不僅僅是接受他的“

求婚”,就拿另壹個人的錢。杜內什卡和索內什卡,他們都是這個社會的受害者,他們都有同樣的命運。”只要世界存在,索內奇卡就永遠不會消失!"

就在他這樣折磨自己的時候,他又看到了壹個被侮辱的女孩。“哎!是妳,親愛的斯維·德裏格斯!妳在這裏做什麽?”他握緊拳頭,猛撲向糾纏她的胖花花公子。在他看來,這個坐在路邊長椅上的女孩,還有那個街頭歌手,那個坐在旅館和娛樂場所門口的女人,那個投河自盡的女人——他們都是杜涅奇卡,他們都是他的姐妹,各種各樣的斯維德裏格洛夫和魯人都在欺負他們,——到處都是他的“姐妹”,還有他親愛的人...那些所謂學者用”。對於那些壓迫者和統治者來說,當然不用擔心會落入這個“百分比”。他們自然自在。但對於馬爾梅拉多夫和拉斯柯爾尼科夫這樣的窮人,對於杜內什卡和索內什卡來說,“百分之幾”這個數字永遠無法讓他們安心。索內奇卡已經跌入這個“百分比”,杜內奇卡也必然會跌入這個“百分比”...於是,杜內奇卡和索內奇卡的命運,以及所有“姐妹”的命運,交織在壹起,同時浮現在拉斯柯爾尼科夫面前。

所以他做了壹個可怕的夢。夢裏被殘忍殺死的馬,是所有被壓迫被踐踏的人的象征。在那匹可憐的馬上,似乎集中了所有被侮辱被傷害的人的痛苦。當卡特琳娜·伊萬諾夫娜死時,她絕望地喊道:“徐已經被逼得筋疲力盡了!.....再也沒有力氣了!”這些帶著血淚的話,呼應了拉斯柯爾尼科夫夢中的馬的形象。對於窮人來說,

他們的生活是壹場噩夢。

那麽,我們該怎麽辦呢?出路在哪裏?在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意識範圍內,這個問題沒有答案。然而,現實要求他給出明確的答案:“我們必須采取壹些行動,並且立即行動,越快越好。無論如何,妳必須做出決定,任何決定都行,或者...否則,徹底放棄生命!”

小說發表後不久,評論家皮沙列夫在壹篇題為《為生活而奮鬥》的評論中指出,拉斯柯爾尼科夫“生病”的根源“不在他的頭腦裏,而在他的口袋裏”。這個奇怪的“理論”進入了他的腦海,因為他的處境的痛苦遠遠超過了“他的力量和勇氣所能承受的極限”。“無論如何,這個理論都不能作為他犯罪的原因,就像病人的幻覺不能作為原因壹樣。”他的“理論”只是他被迫與之鬥爭的環境的產物。“唯壹真正的原因是痛苦的環境”。所以不管作者的主觀意圖是什麽,小說依然以驚人的力量反映了那個強大社會非人生活的現實,令人嘆為觀止。

拉斯柯爾尼科夫殺了人,但他沒有“穿越”過去,仍然留在這邊。事實證明,他不是“拿破侖”,他不屬於那些壓迫者和統治者,他也不是“超人”。他殺的不是那個老婦人,而是他自己。他感到可怕的孤獨,他覺得自己已經完全脫離了這個社會。他不僅不能再對親人說自己的想法,而且再也不能對任何人說任何話。"他似乎用剪刀切斷了他與所有人和所有事的聯系."但是,他不可能完全脫離群眾。“哦,如果我孤身壹人,沒有人愛我,我將永遠不會愛任何人!那就不會有這種事了!”(也就是說,在那種情況下,他會“穿越”過去!)但是,有人愛他,他也愛別人。完全脫離人群,離開愛他的人,放棄愛的權利,對他來說是無法承受的,所以他無法“跨越”過去。人類是不可戰勝的。拉斯柯爾尼科夫需要回歸人,所以不能完全喪失人性。

然而,斯維·德裏格斯·洛夫和魯人都“穿越”了過去。當然,他們沒有用斧子殺人,也沒有觸犯那個社會的刑法。但依靠自己的財力,他們確實是“為所欲為”。斯維·德裏格斯洛夫什麽都不在乎,他唯壹的興趣就是滿足自己的情欲。他對拉斯柯爾尼科夫說:“我看出妳心裏在想什麽:道德問題,對嗎?.....妳把這些都放在壹邊;妳現在在想什麽?嘿!嘿!因為妳畢竟還是個公民,還是個人?在這種情況下,不應該是非法侵入;不要做任何不該做的事。”斯維德裏格斯洛夫本人已經“把這壹切都放在壹邊”,所以他能夠做他所做的壞事。這樣的人比火、瘟疫、饑荒更可怕。魯人公開提倡“先愛自己”的“科學”理論,因為據說“世界上的壹切都是以個人利益為基礎的”。拉斯柯爾尼科夫壹針見血地指出:“讓我們把妳剛才主張的東西攤開,結論是:殺人是可以的……”魯人當然對此表示強烈抗議,因為他根本不需要用斧頭殺人,也根本不需要用鮮血汙染他白皙的雙手。然而,他可以用金錢買到壹個漂亮的妻子,他可以肆無忌憚地陷害索尼婭,可以冷漠地“跨越”道德法和人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小說如何結尾壹直沒有定論。從他的筆記中可以看出,他曾設想過幾種不同的結局:讓拉斯柯爾尼科夫逃走,途經芬蘭,去美國;自殺;懺悔吧。但懺悔與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性格和這個藝術形象的邏輯發展是矛盾的。最後拉斯柯爾尼科夫自首,但他不認為自己有罪;他認為自己的罪只是沒能堅持下來,沒能“跨越”過去。

對拉斯柯爾尼科夫來說,索尼婭是絕望的黑暗中的壹線光明。拉斯柯爾尼科夫和索尼婭這兩個形象是理智與心靈、理智與情感的對比。索尼婭心中充滿了對人的愛。她是人類苦難的象征。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苦難和愛是壹體的。人類的理性軟弱不可靠,但人類的苦難無窮無盡;整個人生安排是如此的不合理,如此的震撼,如此的殘酷,理性無法完全理解它的不合理。剩下的只是每個人都感受到的苦難愛情。

拉斯柯爾尼科夫問索尼婭,“如果突然現在由妳來決定:...妳想讓魯人活著做壞事還是讓卡特琳娜·伊萬諾夫娜去死?所以妳會怎麽決定?”索尼婭回答說:“這怎麽能由我決定呢?”不,索尼婭無論如何不能做出這樣的決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穿越另壹個人的身體。她能決定的只有讓別人從自己身上超度,把自己交給別人。而奉獻他人,在當時的世界,其實只是壹個不可能實現的理想。在小說中,索尼婭的形象當然是理想化的,但也是蒼白的。

於是作者寫了《白癡》,希望用梅什金公爵的藝術形象進壹步宣揚自己的理想。

最後,我想說壹下拉祖米欣。按照作者的意思,拉祖米欣應該是書中的正面人物,應該在小說中占據更重要的位置。他有地方主義的觀點,反對西方革命思想的影響,認為社會主義是西方的玩意兒,與俄國格格不入。他反對“環境決定論”和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和唯物主義觀點。在壹系列問題上,他可以說是作者的代言人。作者很珍惜他,但就我們在小說中看到的這個人物而言,很難說他成功地完成了作者想要賦予他的使命。

本書根據蘇聯國家文藝圖書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十卷本)第五卷翻譯,參考俄羅斯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罪與罰》。對書的背景和書中壹些看不懂的地方進行必要的註釋。

秦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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