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新發展。鄧小平理論的壹個最重要的觀點就是實事求是，用發展的觀點來分析事物。在鄧小平理論發展的初期，我國普遍存在著平均主義“大鍋飯”的現象，不敢富，不敢露富的現象十分嚴重，即使在經濟發展已經逐漸成熟的今天，也還存在著“吃大戶”的現象。在這種背景下，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無疑是石破天驚，它極大地激發了我國人民勞動致富的積極性，為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但是，在發展過程中，城鄉的差別擴大，東西部的貧富距離拉大，失業人員的生活水平與先富起來的少數人群的消費水平形成巨大反差。在這種情況下，公平問題必須優先予以考慮。於是中央逐步做出了放寬人口流動限制，大力發展小城鎮，開發西部，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實行最低生活保障金制度等等決策。公平問題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生活乃至整個社會生活中的頭等大事。所以，如果用發展的觀點來看待公平與效率問題，隨著社會生活的不斷變化，在不同時期，國家與人民關註的重心是會有所側重的。這種重心的轉移恰恰體現了效率與公平間壹種巧妙的平衡。，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絕對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層面的問題。壹個人用斧子伐木還是以鋸子伐木，存在壹個工作效率問題。但這裏的效率只是經濟學或其他社會科學討論的壹部分效率問題。在荒島上，魯賓遜采用哪種工具伐木雖然也有效率的高低問題，但不是我們所討論的公平與效率中效率問題。公平與效率關系的討論必須滿足兩個前提，壹是必須處在人與人所形成的社會中間；二是必須存在於社會活動中，即它不是壹種靜態關系分析，而是壹種動態關系研究。在生產力發展中，要素的配置，特別是人力資本的配置就存在著效率與公平問題。人力資源那麽，效率與公平是何種層面上的問題呢？在我們看來，效率與公平作為壹種特殊的社會矛盾體，存在於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各個環節，處處存在著公平與效率的問題。在生產力的各要素配置中，面臨著效率與公平的選擇問題，在生產關系的分配、交換、所有制變遷中更存在著效率與公平的問題，開發荒山、挖掘魚塘、修橋鋪路、填海建房，都存在著效率與公平問題。在上層建築領域，法律的制定與適用，也面臨著效率與公平的選擇問題。道德觀念本身同樣包含著效率與公平的價值判斷。如果將效率視為生產力的外在表現，將公平視為生產關系的外在表現，在認知上就會出現大的錯誤，以為發展生產力，應著重考慮效率問的開發與利用，不僅僅是效率問題，其中還蘊含著大量的公平問題。現代社會面臨越來越大的人口壓力，不能僅僅關註效率現象，而不關註公平問題。所以，將效率局限於生產力的在生產關系中，公平與效率相伴而生。經濟的發展，所有制的改革，利潤的分配，都直接關系到效率與公平的問題。任何壹項改革如果沒有考慮到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必然會出現新的矛盾。 外在表現，而將公平局限於生產關系的外在表現，在認識上出現了誤區。就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言，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已經表明，如果僅僅關註效率問題，而看不到生產力發展中的環境保護、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同樣會出現不公平問題，有時這種不公平會引發大的社會動蕩（西方國家因自然資源的開發而引起的示威遊行從來沒有停止過）。現在我國北部地區出現的幹旱缺水、沙塵暴等現象都充分說明，如果在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中不關註公平問題會產生多麽大的負面影響。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使用會形成“外部”副作用，損害更多人的利益。生產力的發展中有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問題。如果僅僅關註效率而忽視了公平，則會產生嚴重後果。 那麽，效率與公平是何種層面上的問題呢？在我們看來，效率與公平作為壹種特殊的社會矛盾體，存在於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各個環節，處處存在著公平與效率的問題。在生產力的各要素配置中，面臨著效率與公平的選擇問題，在生產關系的分配、交換、所有制變遷中更存在著效率與公平的問題，開發荒山、挖掘魚塘、修橋鋪路、填海建房，都存在著效率與公平問題。在上層建築領域，法律的制定與適用，也面臨著效率與公平的選擇問題。道德觀念本身同樣包含著效率與公平的價值判斷。如果將效率視為生產力的外在表現，將公平視為生產關系的外在表現，在認知上就會出現大的錯誤，以為發展生產力，應著重考慮效率問題。效率與公平是壹種什麽性質的矛盾統壹體？換句話說，這壹問題的討論是不是“真”問題？公平與效率存在於社會的各個層面，存在於經濟發展的各個環節，兩者是不是相互排斥的關系，在效率提高的同時是不是必然伴隨著公平的減少？在壹些學者的論述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這樣的表述。其實，效率與公平並非時時處處相克。在效率提高的同時，公平也可能改進。但是，效率提高並不必然導致公平的增加，假定壹塊蛋糕做大後，以原來的分配分式進行分割，如果原來的方式是公平的，則新蛋糕的分配可能是公平的。如果原來的分配方式就不公平，則以原來的方式分配蛋糕就可能會將不公平的問題放大，會增加矛盾或激化矛盾。有人說，老百姓現在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這是因為原來的分配分式並不公平，當可供分配的利益增加後，這種不公平被放大了。
所以，那種想依靠做大蛋糕來改善公平的思維方式是荒謬可笑的。當然，如果不提高效率，則公平的實現也是困難的，只有在提高效率的動態中尋求改進，公平才可能較好地實現。在這裏，我們必須明確澄清兩個誤區：壹是提高效率並不必然導致公平的改進，有時在效率提高的同時，還有可能形成新的不公。所以，我們必須在提高效率的同時，註意公平問題。二是公平的改進並不必然導致效率的提高，相反地，有時公平增加可能會阻礙效率的進步。將這壹問題推廣開來，就是，經濟民主化並不必然導致效益最大化，而效益最大化也不必然促進經濟民主化。
我們必須註意公平本身的特有屬性，作為主觀見之於客觀的社會現象，公平的內含十分豐富，不同階層在不同時期都會有自己的公平觀。我們在討論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時，應該立足於社會大眾普遍的公平觀基礎之上。如果將少數人的公平觀強不公平、假公平將造成效率低、貧困、經濟崩潰、社會混亂、政府垮臺、戰亂。
不公平帶來反對、反抗，必將降低生產效率。不公平產生效率，純粹胡扯。而且當許多人貧困沒錢買東西，必然造成商品賣不動，抑制生產，怎麽會有生產發展，提高效率呢？
論不公平，還要從公平的三個方面說起。說“大鍋飯”制度，平均主義是假公平，是它只講結果的公平，不管生產過程中規則的不公平。幹好幹壞，幹與不幹都壹樣，分配享受相同的物質財富，這就對勞動者是不公平的，“大鍋飯”制度是僅用結果的公平---假的公平，對勞動者的勞動態度，出力情況，勞動實際效果的差別的不公平對待。人們認為這樣分配社會財富是不公平的。由此（還有其它方面原因）人們勞動不積極，采取消極抵抗，不註重實效。因此生產效率急劇下降，形成社會物質財富極端貧乏，經濟崩潰，人們無法生存。右派學者頌揚的自由平等競爭的公平的市場經濟秩序，也不總是公平的，它會演變成不公平、假公平。由此會造成社會生產效率低下、貧困、經濟崩潰、社會混亂、戰亂、政府垮臺。說明它需要進壹步認識公平。
加在大多數人的公平觀之上，並以此來分析效率與公平的問題，這樣的討論就毫無意義。當然，普通大眾的公平觀是什麽？又如何表現？是另外非常復雜的問題，需要專門討論。總之，希望提高效率來改變公平的說法是愚民的，缺乏邏輯論證的。我們承認效率的提高會實現更高層次的公平，但是效率的提高，還會形成更大的不公平。法律的制定與適用，就是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同時，關註公平的發展，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可以說，法律就是通過權利義務的平衡，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同步發展。將中國農村實行的“大鍋飯”制度、“工分”制度和“承包責任制”制度相比較。我想許多人根據自己判斷會認為“大鍋飯”制度當今社會各國的經濟制度，壹般來講，多數情況下，都具有較多的合理性、公平性。這是因為各國經濟制度都是人們經過長期實踐，各方力量抗爭演化形成的，因而存在較多合理性、公平性。過去左派把西方及非社會主義制度說成是不公平，是不符合實際的。它誘導錯誤的觀念：公平與效率對立矛盾。由於各國經濟制度壹般是相對公平合理的，因而它使多數國家在多數時候，保證經濟正常有效率運行。由此可以說公平是基礎，效率是表象。公平是效率的基礎，公平帶來效率。只要公平不是較差，經濟就會正常運行。做到了公平，就有了生產效率，生產的物質財富就豐富了。公平差、效率低，“承包責任制”制度公平高、效率高，“工分”制度在公平和效率方面，都處於它們中間。我們再比較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我想多數人也會與我壹樣，認為封建制度公平差、效率低，資本主義制度公平高、效率高。如果我們能這樣認同這些事實，這樣解說事實，那麽我們就可以得出公平與效率是不矛盾的，公平與效率是相對應的，越公平效率越高。收入和財富的差距並不都是效率提高的結果，其刺激效應達到壹定程度後便具有遞減的趨勢，甚至出現負面的效應。例如，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地下經濟”、“尋租”活動、權錢交易等形成的巨大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與效率的提高沒有內在聯系，有時反而是資源配置效率下降和損失的結果。再如，壹部分高收入者的工作效率已達頂點，繼續加大分配差距不會增高效率；也有壹部分低收入者已不可能改變內外條件來增加收入，進而導致沮喪心態的產生和效率的降低。當前我國就也存在這種狀況。換句話說，“自私的經濟人”接受高收入刺激的效率有著生理和社會限制，不會輕易進行沒有新增收益的效率改進活動，過大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必然損失社會總效率。演藝界時常出現的“假唱”，美國會計系列醜聞中的“高管”高薪和股票期權制，個別行業奇高的收入所產生的普遍心態失衡等等，都有力地證明了這壹點。
其實，高效率是無法脫離以合理的公有制經濟體制為基礎的公平分配的。在制度成本最低和相對最公平的狀態中實現高效率，是改革的終極目標。我的看法是：公平與效率具有正反同向的交促互補關系，當代公平與效率最優結合的載體是市場型按勞分配。按勞分配顯示的經濟公平，具體表現為含有差別性的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這種在起點、機會、過程和結果方面既有差別，又是平等的分配制度，相對於按資分配，客觀上是最公平的，也不存在公平與效率哪個占支配地位的問題。
同時，只要不把這種公平曲解為收入和財富上的“平均”或“均等”，通過有效的市場競爭和國家政策調節，按勞分配不論從微觀或宏觀角度來看，都必然直接和間接地促進效率達到極大化。這是因為，市場競爭所形成的按勞取酬的合理收入差距，已經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力，使勞動資源在社會規模上得到優化配置。國內外日趨增多的研究表明，公平與效率具有正相關聯系，二者呈此長彼長、此消彼消的正反同向的交促關系和互補關系。這些具有壹般的普遍意義和科學性，而非指某個特定階段。
市場型按勞分配，詳細壹點講，壹是按勞分配市場化，也就是說，由勞動力市場形成的勞動力價格的轉化形式——工資或者叫收入，是勞動者與企業在市場上通過雙向選擇簽訂勞動合同的基礎，因而是實現按勞分配的前提條件和方式；二是按勞分配企業化，換句話說，等量勞動得到等量報酬的原則只能在壹個公有企業的範圍內實現，不同企業的勞動者消耗同量勞動，其報酬不壹定相等。如果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想重蹈為不少資本主義國家所走過，又為美國庫茲涅茨所描述的“倒U型道路”，那麽，就需要逐步建立壹種公平與效率兼得的良性循環機制，來推進全社會的***同富裕和經濟、政治、文化的可持續發展。
誰說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關鍵在於制度創新和操作技藝。